用舞蹈探索肉体自由的现代舞团“陶身体”，10 年里经历了什么？ 100 个有想法的人

舞台上，除了白色地胶之外的一切布景都是黑色，没有任何多余装置。观众目光所及只有舞蹈本身，整场演出的灯光只变化了 4 次，颜色是最简单的白色。在民谣歌手小河的吟唱中，4 名舞者身着宽衣大袖，脸上涂着黑色的油彩，模糊了曲线、年龄，甚至是性别，在自我和配合集体进行“圆运动”时始终保持菱形，呈现出一种有序的流动。

这是“陶身体”剧场的现代舞作品《4》。

随后的作品《5》中，5 名舞者自始至终相互交缠、重叠，如同巨大的编绳一般在舞台空间中打结、解开、接力变形。没有所谓的起点，也没有终点。

今年是陶身体剧场成立的第十年。舞团以其“数位系列”成名，数字代表舞者的数量，比如最新作品《9》就有 9 名舞者。

十年对于中国任何一个民营、全职现代舞团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一个城市有上百家全职现代舞团，在国内这个数字是个位数 。

按照舞团创始人之一、艺术总监陶冶的说法，成立于 2008 年的“陶身体”是全世界内唯一一个单凭演出维生的现代舞团。

陶身体现在共有 10 名全职舞者，舞团日常排练由排练总监段妮和陶冶共同负责，此外还有王好带领的行政团队、技术团队。2017 年，陶身体去了国内外 15 个城市，演出共 28 场，今年的这个数字大概也在 20 场以上。

2018 年 11 月 24 - 25 日，陶身体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进行了十周年纪念演出——创团作品《重 3》和最新作品《9》。演出开始前三天，24 日的演出出票率超过八成，其中不少都是陶身体的粉丝。

陶身体拥有一批忠实观众。在上海 9 月的一场演后谈中，观众就舞团原创纪录片《段妮四十》提出了关于衰老与生死的问题。也有人看过陶冶在电影《蓝色骨头》中的表演，追问陶冶为什么陶身体会规避一切身体之外的因素，如何理解现代舞与情感的关系。

创团 10 年，陶冶能够感受到观众的变化。“最开始就是看不懂，‘你在干什么’，他们还是希望你去告诉他们讲了什么，不能说是悲哀，但这太底线了。后来观众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感受，再进一步就能探讨一些表演艺术的建构。”

现代舞诞生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作为对传统芭蕾的反抗，现代舞崇尚自由，大多拒绝传统叙事，因而更加抽象，对于习惯“看一个故事”的大部分观众来说晦涩难懂。陶身体能够在观众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象，或许是因为它有一个容易记住的核心理念：身体。

陶身体《4》《5》合集，配乐来自民谣歌手小河

“陶冶有一种能力将你吸引到他朴素的冥想世界中。只要你愿意，你会发现身体是个神圣的场所。在某种程度上，陶冶通过时间的流逝和动作的重复彻底改造了一种表演。通过他的坚持，我们领悟到了肉体的自由。” 2014 年，《纽约时报》舞蹈评论人 Gia Kourlas 这样评价陶身体的演出。

身体、重复、重力，陶身体的一切理念都来自于陶冶。

今年 33 岁的陶冶是重庆人。12 岁时，家人发现他身体柔软，于是送他去学习舞蹈，后来他考入重庆舞蹈学校。在这里，传统古典舞和民族舞的训练体系为陶冶打下了舞者所需的身体基础，但却让陶冶产生了对于舞蹈理念的困惑。

虽然基础训练被陶冶所称赞，但呈现作品的方式却给包括陶冶在内很多转向现代舞的舞者带来不少困扰，“那种传统的表演艺术我非常困惑，比如说撒开欢地笑、悲壮。我并不是一个热爱表达情绪的人，我当时满脑子问号，感觉整个身体被一些符号塞满了，老师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在整个中专四年的舞蹈学习当中，其实开启了一个问题：我在干什么？舞蹈原来是这样吗？”

疑惑一直都在，直到陶冶在 18 岁时加入上海金星舞蹈团。陶冶至今还能够清晰回忆出见到舞团日常训练的第一眼：金星舞团当时日常在上海大剧院排练，4 个巨大的天窗倾泻下阳光，场内的音乐抒情而绵长。所有舞者自在地躺在白色的地胶上，呈现出一种松软的状态，他们慢慢活动自己的身体，放松、唤醒。

对于身体的关注成为了陶冶日后的创作母题。在陶冶看来，身体作为承载着生命的母体，运动的过程即代表着繁衍与消耗、有限与无限的主题。运动本身就在一边提出这些问题，一边回答这些问题。而运动的过程又受到重复与重力的影响。他们消耗舞者的体力、考验舞者的意志力，挑战观众的专注力。

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陶冶思考着关于身体的问题，当感觉“自己的容器盛满了”后，他需要做点什么来解决自己的疑问。2008 年，同为核心舞者的陶冶、王好离开北京现代舞团，女友段妮从国外顶尖舞团回国，三个人一同创建了“陶身体”。

在段妮回国之前，陶冶完成了“陶身体”第一部作品《重 3》中的《重》（Zhong）和《重》（Chong）的创作。段妮从纽约回来后，陶冶开始为她量身创造了一段长达 20 分钟的棍舞。

2009 年 9 月 5 日，陶身体自费在北京东方先锋剧场进行首演，400 多座的剧场上座率达到八成。影像艺术家小东拍摄了整场演出，后来视频被刻录成 DVD，交由方美昂递送到国外的艺术节平台。

方美昂成为了陶身体通往海外的桥梁。这个美国人大学时学习中国文学，2002 年在一个官方项目的资助下来到中国研究了一年的中国舞蹈，后来担任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中国文化节的制作协调人。2009 年，方美昂与陶身体合作。她运营的国际文化交流机构“乒乓策划”负责在海外为陶身体开拓演出市场，也为陶身体之后的作品筹集资金。

2010 年，陶身体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献上第一场海外演出，2011年，陶身体剧场受邀在美国纽约城市剧院表演《重 3》，这也是中国现代舞团第一次登上这样世界级的艺术舞台。

《重 3》之后数位系列的不断累积，也让陶身体在国内得到一些肯定。陶冶曾在2013年获新京报-中国时尚权力榜颁发的“年度时尚舞蹈家”, 在 2015 年再次被新京报评为“年度新锐艺术家”。

生存在早年是个难题。排练《重 3》的时候，由于租不起北京的排练场，他们最远去过河北涿州，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五六个小时，但那边 100 多平米的健身房一天费用只要 5 元钱。

方美昂在 2012 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讲到了中国现代舞团生存的一些困境：租用场地费用过高；企业对艺术的捐赠率很低；未注册的舞蹈公司无法申请政府项目支持；一些舞蹈综艺节目的表演过于铺张华丽，这给普通观众灌输了片面的观点；并不是所有舞团都有金星这样的明星舞者，有足够的影响力和票房号召力。

对于获得政府资助这件事，舞蹈家侯莹 2017 年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国家艺术基金只能拨给创作和舞台，需要创作项目才能申请。可是现实状况是，舞团不是年年都有创作（新作），但它需要生存，需要一些基本的东西：住房、排练厅。而且，国家艺术基金的做法是拨给某一个项目一大笔钱，这也不符合艺术规律。艺术要的不是一大笔钱砸给一些精英和明星，而是大批量的人获得有等级的资助。”

陶冶理解这个世界生存的规则，从一开始他们就尝试让更多人看到陶身体的演出。陶身体的新浪博客注册于 2008 年 2 月 19 日，用来发布演出资讯和活动记录，再后来他们转战微博、微信公众号，还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我们非常在乎每一次现场的保留，比如说拍照、录像，几乎达到 80%以上。每一次活动都会被记录，之后我们会通过创建文字梳理这些素材，然后把它通过各种媒体、自媒体渠道输送出去。”

最开始的三年，陶身体的三位创始人凡事只能依靠自己：“没有人监督你创作、排练，没有地方要自己找，除了舞蹈之外的事情也要亲力亲为。包括第一次商演，是我们自己做宣传。”在海外，乒乓策划虽然建立了与国外艺术节、国外剧场的联系，但没有制作人来帮他们进行前期的沟通，也没有人协调演出，“翻译自己来，舞台灯控也要自己来。”

《重 3》让陶身体的名声渐渐响了，他们也得到了前辈们的提携。2010 年，在林兆华导演的支持下，陶身体在北京当代 MOMA 有了排练空间，2011 年，他们转战艺术家向京在东风艺术区的工作室里。2012 年，陶身体进驻了北京 318 国际艺术园，今年年初，陶身体对排练厅进行了重新扩建。

现在的陶身体，除了 10 名全职舞者之外，还设有行政和技术团队，这是很多舞团并不具备的。陶冶觉得，让自己存活下来，并且活得有条有理，一定得是方方面面不可缺的，这是构建的基础。

10 年间，当初在舞台上表演《重 3》的三个人有了角色上的变化，他们从舞者成为了舞团的经营者。陶冶是艺术总监和编舞，负责作品的创作，对外的讲座、对谈、演后谈、接受采访也基本由他出面；王好是舞团经理，负责陶身体的一切行政事宜；段妮现在是排练总监，她是目前三人中唯一一个还会登台表演的人。

三个人的名衔有所不同，但很多事情还像前三年那样通力合作，“王好领头，我们一起做。”陶身体不是一个会让负责宣传的人绞尽脑汁的舞团，三位创团舞者经常回顾过去、谈自己跳某个作品遇到的挑战，甚至参与拍摄纪录片——他们觉得这些东西与舞蹈一样，都是表达的方式。

2013 年或许是陶身体在大众层面上的一个突破。这一年他们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作为一个表达小众的独立舞团，这件事并不容易；陶冶还受到一席的邀请，成为第 81 位讲者。第二年，崔健导演的电影《蓝色骨头》上映，陶冶饰演文工团舞蹈演员孙洪，电影的主演是当时同为舞蹈演员的尹昉。

《蓝色骨头》中，陶冶有一段充满情感力量的现代舞表演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陶冶其实有一些别的选择，或者是像尹昉一样继续出演电影，后者的最新作品是春节档的主旋律大片《红海行动》。或者如金星那样，通过自己当舞蹈节目评委、演话剧、到外面讲课、做脱口秀《金星秀》等方式来补贴创排新作品的资金缺口。

但陶冶没有这么做。陶身体后来最多的跨界合作是时装秀，这跟舞团和创始人的气质相契合。2015 年山本耀司的时装品牌在巴黎时装周举办春夏发布会，陶身体的《6》从头到尾贯穿整个秀场；2016 年，段妮为 MO&CO 拍摄了一支十周年宣传片，与她搭档出镜的是尚雯婕；2018 年，陶冶为爱马仕在上海船舶馆走秀，但也仅限于此。

在《重 3》之后，陶身体现在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国际知名艺术节或剧场的委约，四五个甚至更多。在陶冶的要求下，他的创作不会被选定主题，一切按照他的想法来。

陶冶的创作力依然旺盛。从 2008 年开始，他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在推出作品。从《重3》到《2》《4》《5》《6》《7》《8》《9》。

目前，陶身体的演出日程排到了 2020 年，2019 年行程全满。凭借已有的演出邀约，陶身体勉强可以养活自己，但这同样仰赖于陶冶本人的创作，以及舞团成员的稳定。

在陶身体，一个舞者大致需要 3 年时间才能有所表达和贡献，“所谓的贡献是说舞者可以有自我的、个体的力量，可以对舞团的方方面面来释放他自己的能量。但往往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舞者选择离开。”

“第一年他考上陶身体，毕业这届人中他还是佼佼者，老师也都夸赞他。第二年的时候同学已经买车买房，转行了，创业了，开了自己的小店，有的人恋爱谈了很多次，他一次恋爱没有谈，或多或少是个冲击。”陶冶说，“找一个真心诚意的舞者，比结婚要难多了。”

成熟舞者的衰老则是另一个问题。段妮今年 41 岁，她在 9 月上海的演出中跳了《5》，陶冶说《5》中舞者是放松的、柔软的，“你要是跳的好，你的心境要是沉得下去，跳完后跟做了一个spa，就跟全身按摩一样。”

有熟识陶身体的观众评价段妮：“《5》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重 3》就比较困难了。”

《重 3》中包含三段舞蹈，最难的是当年陶冶花了 5 个月时间为段妮打造的棍舞。现代舞对舞者的体力消耗极大，很多现代舞作品的时长都在 15-20 分钟左右。

20 分钟的棍舞是在挑战舞者体力上的极限，另外它在道具、站位、灯光、音乐方面限制性极高，对舞者来说没有任何犯错的余地，需要在 20 分钟内清醒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段妮最后一次跳这段棍舞是在 2015 年的国家大剧院，那一年她 38 岁。因为母亲被查出癌症，段妮短暂离开舞台两年多的时间。当她 40 岁回来后发现，自己的精力、体力衰退，已经不足以支撑这段棍舞。段妮还能跳别的舞蹈，但是《重 3》不能了，回归之后她有了一个新身份——排练总监。

从舞者到经营者的身份转换，陶冶觉得三个人的过程都有遗憾，但是不会后悔，“正因为我们什么身份都要去尝试，舞团才可以幸存到现在。谁衰老的时候看到年轻人不遗憾？但我们三个人此刻都还存在，还在一起共同面对未来，这些情感是无可替代的。”

作品还是得有人跳。陶身体后来找了很多舞者来学习棍舞，但没有人坚持下来，段妮和陶冶一度以为这段舞蹈可能后继无人。

好在他们还是找到了继承者。在天桥艺术中心十周年的演出中，《重 3》的这段棍舞由 23 岁的年轻舞者张俏俏呈现。去年 7 月，张俏俏进入陶身体，能够学成棍舞在于她对舞蹈的偏执与狂热。

在名为《生长》的纪录片中，张俏俏与段妮身影重叠，同时演绎这段棍舞，段妮把每一个动作都拆开讲解，告知她技巧。在一个镜头中，张俏俏大口喘着气，段妮为她鼓掌，“这是你最近跳得最好的一次”。

第一部作品《重 3》和最新作品《9》被陶冶视为是一头一尾的对话，这是对陶身体第一个十年的回顾和总结。但说到陶身体的未来，陶冶多少会显得有些担忧。

他感慨国内的许多人仍在为基本的生存努力，而不愿了解作为一种艺术的现代舞。中国不像欧美，会有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各类基金会提供稳定的支持。

怎样能让舞团活得更好？陶冶说，其实有各种方法，就看你愿不愿意妥协。

从 VR 和 AR 进入大众视野之前，就有很多人来找陶身体合作，但那种通过技术实现的泛滥增长，陶冶觉得他们并不具备这种专业性。在一次工作坊后，舞团经理王好的手机被打爆，找上门来的是全国各地的舞蹈培训机构，对幼儿或者对成人的教育，甚至到心理治疗都存在巨大的潜力，但这也不是陶身体想要的。

怎么面对诱惑和取舍，陶冶说这其中肯定有折衷。在下一个十年，陶身体的数位系列还要继续做下去，《10》《11》都会有，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舞者招募。商业化会是一个新的挑战。唯一的安慰是，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了。

题图为陶身体最新作品《9》剧照、长题图为《2》剧照；文内图由陶身体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