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我拍的是伪装的历史片

《末代皇帝》剧照。资料图

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资料图

思郁

据国外媒体消息，曾执导《巴黎最后的探戈》《一九零零》《末代皇帝》的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于11月26日，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

贝托鲁奇的电影生涯

对于贝托鲁奇，国内的观众最熟悉的应该是那部《末代皇帝》，在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这部讲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电影一举囊获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在内的九项大奖。

贝托鲁奇最具争议性的电影应该是《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刷新了当时的电影尺度，因同性性行为情节被意大利禁止公映，母片被下令销毁；贝托鲁奇被剥夺公民权5年，并被判处4个月的缓刑监禁。多年后，这部电影仍然没有逃脱争议性的漩涡，其中的一个情色镜头让观众怀疑女主角玛丽娅·施奈德在拍摄中遭到了强暴。

而对文艺青年来说，贝托鲁奇的《戏梦巴黎》是他们的最爱。这部电影用三个青年影迷在1968年5月的性爱狂想曲来表现法国人心中的“五月风暴”。过于私人性的历史解读，遭到了左派人士的抵制和不满。

当然，更多的影迷会倾心于贝托鲁奇的史诗性电影《一九零零》，这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电影，通过一个农庄里两大家族的兴衰讲述了当代意大利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是法西斯在意大利诞生并覆灭的历史，也是意大利共产主义兴起和革命的历史，这部史诗性的电影给当代意大利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宏大的马克思主义愿景。

以上只是我提及到的贝托鲁奇几十年电影生涯中颇具代表性的几部，在这些风格迥异的电影力作中，我们可以窥得一位电影大师对光影的痴迷与雄心。

贝托鲁奇194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帕尔马，他的父亲是一位诗人和电影评论家，贝托鲁奇在人文气息的熏陶中长大，十几岁开始写作，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就获得了维雅雷吉欧文学奖。他对电影的才华也很早就展现了出来，最早作为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助手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那是1961年，贝托鲁奇第一份跟电影有关的工作就是在帕索里尼的电影《乞丐》的片场当助理，并且在帕索里尼的帮助下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

1962年，他的处女作《死神》上映，剧情类似《罗生门》，讲述了一个妓女杀人的悬疑故事，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风貌，刻画出许多底层人民的状态，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那时，贝托鲁奇才刚刚22岁。

1964年，他执导了成名作《革命前夕》，轰动一时，奠定了他在电影界的基础。此后，他拍摄的《爱情与愤怒》《随波逐流的人》分别获得了第19届和第20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1972年，贝托鲁奇凭借《巴黎最后的探戈》获得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第31届美国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提名。

此后，贝托鲁奇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大权威电影奖项中。

政治立场与电影美学

贝托鲁奇经常被拿来与帕索里尼相提并论，除了他们都是上世纪60年代崛起的一代中最有才华的导演之外，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们都从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思想观点，而且他们都拍摄了一批具有高度原创性和争议性的影片，并且以此吸引了一大批影迷和评论家，帕索里尼的《萨多马的120天》至今还是全球十大禁片之一，贝托鲁奇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和《戏梦巴黎》也都因为情色戏份陷入争议性的漩涡。

但电影如果只是一种传递自己意识形态观点的手段，没有高超的艺术性来吸引观众的话，这样的电影是无法成为经典的。贝托鲁奇的电影中虽然隐藏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从未引发人们的反感，“我们只是在观看中被他的光影所吸引”。

比如，我第一次看《戏梦巴黎》时候，马上被这种精美的画面，惊骇的剧情，互文性的电影指涉，晦涩的政治隐喻，这些驳杂的因素穿插其中吸引住了。

你可以不同意贝托鲁奇的政治立场，你可以不同意他对“五月风暴”的解读，但是你却不能不被这部电影所吸引。贝托鲁奇所有的电影都有这种特质，你似乎要抗拒对他的那种粗暴的政治立场的宣扬，但是又不由自主地被他讲述电影的手法所吸引。这是电影的魅力，政治也无法遮挡它的魅力。

还有《一九零零》，这部电影我反复看了三遍，每次观看都觉得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不仅仅是五个多小时的片长，而是贝托鲁奇通过两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塞进了自己对历史的很多“私货”，影片中与其说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倒不如说反映了导演个人生平对历史的理解。

作为意大利现实的敏锐观察者，作为意大利的共产党员，贝托鲁奇对历史的理解自然是脱离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但是这部电影给人的印象恰恰是偏离的，就好像贝托鲁奇无法真正融入自己所敬仰的那个推动意大利历史前进的阶级。正是这种犹疑和不确定，这种电影美学上的模糊性，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一部伟大的史诗电影。

贝托鲁奇的电影美学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用电影评论家李洋的话说，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喜欢看电影的人，都会在这部电影中看到自己钟爱的东西：强烈的色彩和对关键意象的描慕，流畅的镜头运动和精致而不断令人惊喜的长镜头，不拘一格的场面调度和耐人寻味的对白，出色的表演和如诗如画的意大利风光，乡村民歌与交响乐的和谐相处，就像那种典型的浪漫主义巴洛克风格：豪华、庄重、立体且精雕细琢。

《末代皇帝》，关于自由的故事

中国观众对贝托鲁奇了解最多的还是那部《末代皇帝》，网上充满了对这部电影的讨论，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北京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更别提这部电影在奥斯卡上斩获了那么多的奖项。

这部电影聚焦于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聚焦于他如何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下降到一个自由的人类。这部讲述了一个皇帝被思想改造重新做人的电影，恰恰讲述的不是政治，而是自由。用贝托鲁奇的话说：“改变他的是自由。他从出生直到18岁，始终被囚在紫禁城，未跨出一步。之后又在满洲里被囚禁15年，西伯利亚5年，抚顺监狱9年，最后，终于生平第一次得到解放，终于自由了。自由地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自由地出去买一双和中国农民穿的一样的黑布鞋。生平第一次成为自由的人，说到底，就是和所有人一样，做一个公民。这样，他就被改变了。这也靠他对自己过去所做的思考。”这种宏大叙事中的小视角，是这部电影的最大特点。

我们对贝托鲁奇的电影有个很大的误解，比如，他的很多电影拍摄了意大利的历史、“五月风暴”、中国的皇帝等，从而认为他是那种钟情于历史宏大题材的导演。但贝托鲁奇特意在访谈中澄清了他对历史题材的这种特征：“我使用历史题材，但我不拍历史片，我拍的是伪装的历史片。因为，事实上，我们无法用电影的方式来表现历史，电影只有一种时态，即现在时。《蜘蛛策略》《随波逐流的人》《一九零零》都不是历史片，那是一些试图将现在历史化的电影。我的所有电影都是有关现在的电影，即使他们在谈论20世纪初或20年代的事情，抑或谈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贝托鲁奇只不过借助历史发掘了他对电影的无限向往。

美国大导演奥逊·威尔斯有句话说得好，电影是送给小男孩最美丽的电动火车。对贝托鲁奇来说，这辆美丽的电动火车上承载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学与诗歌、革命与情欲、俄狄浦斯与弑父、历史与自由、柏拉图的洞穴，还有他最珍贵的私人性记忆。

责任编辑：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