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前边三篇的介绍，西欧早期国家形成的背景以及必要的因素都已经解释的差不多，今天这篇就是西欧早期国家的形成的最终篇章了，开天辟地的君主们。
15世纪末和16世纪是早期现代国家形成最集中、最迅速的时期。
四大发明在欧洲的创新推动了财富权贵阶层的崛起，也摧毁了封建领主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权力的天平向君主一侧推移。
文艺复兴时期，崭新的建筑理论和艺术理念，也为君主提供了更为完美的居住环境。从13世纪伊始，君主权力便重新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但享有最高地位的君主却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权利和资源，直到中世纪鼎盛和后期，封建去集权化和君主集权的两种势力的平衡局面开始面临被打破的危险。
1453年百年战争末期至1559《卡托—康布雷西和约》签订的一段时间内，权利逐渐从上帝神权向君主倾斜。16世纪时，西欧主权国家渐趋出现，君主凌驾法律之上的理论也随之产生，以公共庆祝活动来展现权力和财富变得普遍，但新君主国的统治者因长期以来，缺乏同人民的联系，只能凭借纹章学来伪装自身与古代贵族政权的关系，依靠无实际作用的骑士勋章来作为维护其与侍臣关系的纽带。
居于政府统治集团最高等级的皇室侍臣，是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国王在整个行政系统中的代理人，仰仗国王的意愿和权力掌握极大权力。
虽说只是君主的工具，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君主的代理人与国王的关系也产生了异化。地方上的最高统治者通常都是地方权贵和地方利益的代表，虽说依附于君主权力之下，但如若国王政策触犯自身利益，政策的实际推行就会遭遇到巨大阻碍。国王同代理人如此模棱两可的关系，也导致“卖官鬻爵”的广泛出现，公职变得可以继承，君主在得到大量财富的同时，国王的地方的控制力也在渐趋下降，官僚行政的不充分也就导致国王指令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执行。
图为马基雅维利，现代政治理论的提出者
不过随着国王代理人的增多与势力的扩大，国王的势力也愈益强大，本质上的皇室腐败行为也促使了地方法官与国王的相互连接，甚至建立起事实上的“第四等级”，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求放大了皇室的权利，却也放弃了自身对神职人员、贵族和城镇的管辖权，权力逐渐从封建权贵转移到了最高统治者。
权力转移的同时必然伴随财富的转移，在快速增长的财富和火药的技术创新下，统治者有足够的能力创建装备新式武器的新型军队，永久雇佣军出现。而雇佣军的出现也预示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化，每一次战争都必然消耗大批量金钱，为了应对激增的开销，统治者只能从皇家领土产生的租金和税金（重要性不高）、以关税和商品消费税为主的非直接税收以及贷款等多种渠道获得收入。
财富关系上的变化，导致国王与统治阶层在权力的掌控上出现制衡。
当然，国王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直接税收，但“国王拥有政治权威，臣民拥有私人财产”的中世纪理论深得人心，要想大范围大批量征收必须得到代表会议三级议会的同意，但由于直接征税对象都是政治上的最弱势群体，且处于三级议会中的大多人都因各种原因而享有税收豁免权，直接税的负担便完全施加在平民身上，因此，免交平民税成为贵族身份的标志。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贵族免税成为早期现代国家基础的政治交易条款，贵族在享有税收豁免权的同时也标志着这些人所在阶层的势力和独立性的降低，权力的集中化随之产生，而这种特权的快速集中也标志着这些国家从封建王朝向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的转型。主权国家的建立表示封建力量的退却，但继之而来的是国际竞争格局，尤其是领土扩张所催生的必然战争也给整个欧洲大陆带来灾难。
这种情形下，早期现代国家政治思想：国家的新理念也在马基雅维利等人的努力下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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