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内战序曲中的西班牙:只有农民尚未反抗!

本文节选自《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作者：[阿根廷]皮耶尔保罗·巴维里，译者：刘波，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比较译丛

第二共和国刚成立时，西班牙处于落后状态。教育程度、工业生产、城市化和公共卫生都落后于意大利、德国几十年，更不用说英国和法国了。事实上，一些人曾说，西班牙当时已是“欧洲的一块殖民地”。西班牙内战正在临近，而一个干预内战的强国将试图利用西班牙持续内斗造成的进一步经济混乱，将西班牙变成一个基本上专属于它的“殖民地”。

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930年底在《太阳报》上写的一篇评论反映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论称，波旁王朝缺乏合法性：“西班牙公民共同体的正常性已被破坏，合法历史的延续性已经断裂。”在文章结尾，他发出了加图式的号召：“是我们，来自千家万户的人民，而不是政权……要告诉其他公民：西班牙人民，你们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君主制必须被摧毁。”

第二共和国成立的初衷是重建政府，结束两极分化。它要向西班牙人提供一个发表异议的渠道。它要恢复知识分子渴望的社会和平与政治合法性。它要结束西班牙的“木棍决斗”。短时间里，这曾看起来有成功的可能。第一届“共和内阁”里没有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君主主义者。但尽管没有激进派，它也是多元化的。内阁首脑是前波旁王朝支持者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Niceto Alcalá-Zamora），内阁成员的背景之复杂令人称奇。多数成员是世俗派，但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和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Miguel Maura)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圣地亚哥·卡萨洛斯·吉罗卡（Santiago Casares Quiroga）任海军部长，他后来成为总理。外交部长亚历杭德罗·勒鲁斯（Alejandro Lerroux）是一个腐败政客，早已放弃了他所属的激进共和党本应奉行的原则。

时人嘲讽说，“国民经济部长”尼古拉·德奥维尔（Nicolau d’Olwer）作为经济学家，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西班牙有不让财政专家任政府高官的传统，这是一种延续。选择德奥维尔是为了取悦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但法兰西银行还是表示了对这个新政权的信任，向西班牙银行发放了一笔贷款。

该内阁里的社会主义者的情况，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多种多样的派别。司法部长费尔南德·德洛斯里奥斯（Fernando de los Ríos）是一个布尔乔亚式的人文主义者。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者，也是强大的西班牙总工会的领导人。他曾是建筑工人，在极为血腥的1890年罢工后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他常被称为“西班牙的列宁”，他也努力让自己名副其实。财政部长是茵达莱西奥·普列托。与卡瓦列罗相比，他更年轻，更富魅力，但身上的无产者气质较弱，在工人运动中受欢迎的程度较低。在入阁之前，他与卡瓦列罗就有过两次意见相左。“一战”后普列托选择流亡，而不是像卡瓦列罗那样入狱。但在普里莫独裁统治期间，卡瓦列罗选择与政府合作，而普列托洁身自好。虽然在任何伊比利亚国家的政府里，负责财政都不是个好差事，但这桩差事在“大萧条”期间尤其棘手。

不过，最有趣的内阁成员也许是战争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他是塞万提斯的同乡，以辩论术和翻译伏尔泰著作闻名。用“启蒙派”来形容他也许有点过时，但他确实是一个有些过时的人。他自知长得丑，有一种天然的独处倾向。才华无与伦比的德乌纳穆诺曾这样说阿萨尼亚：他可能愿意只为了让人去读他的书就发动一场革命。西班牙内战期间，阿萨尼亚回归文学，在祖国正处于撕裂中时，出版了一本对话体讽刺小说。但在1931年，阿萨尼亚正在交好运，无人能挡。他代表了自由主义模式的“后波旁”西班牙：进步主义，世俗，警惕军队。军方对他很不满意。

如果说有哪个群体对这个政府抱有希望，那就是长期受苦的农民了。据伟大的西班牙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记述，在共和国举行第一次选举时，有权势的地主及其被蔑称为“小少爷”的后代，试图强迫他们手下的穷雇工投票给保守派候选人。在贫瘠的安达卢西亚的一座种植园，一名雇工拒绝给他的“小少爷”选定的人投票。他说：“挨饿的人是我，应该由我来做选择。”

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从根本性变革到象征性变革。优先改革之一是结束强制性的宗教教育，这是世俗派长期主张的目标。梵蒂冈愿意妥协，但西班牙教士群体不愿意。佩德罗·赛古拉（Pedro Segura）大主教在一封写给教民的信中激烈抨击这一举措，并表达了对君主制的怀念。他写道：“当基督王国的敌人强硬进逼时，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能无动于衷。”他还在一次布道时说：“愿这个共和国受到诅咒。”平时持中间派立场的司法部长费尔南德·德洛斯里奥斯也说这封信“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教会对共和政体的敌意”。因此，政府对教会毫不让步。当时发生了一些焚烧教堂的行为，政府被认为默许纵容，这激化了双方的敌对行为。在西班牙，焚烧教堂并不只是共和国时期的现象：这象征了无产者、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总是与君主、贵族、军队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教会。那些平时主张和平的自由派，也近乎在为这种行为辩解。例如，著名教师何塞·卡斯蒂里奥（José Castillejo）有如下名言：“无政府主义者毁灭了许多教堂，但在此之前，教士已经毁灭了教会。”

共和派很清楚，如果有人要起来反抗他们建立的新秩序，那肯定是来自军营，而不是修道院。军队体系臃肿而落后，并拒绝承认自身的衰落。1898年时，每100名士兵就有一名将军指挥，但西班牙依然在美西战争中惨败，这很可能就是被将军太多所累。后来发生在非洲的一系列军事惨败，如安努阿勒（Annual）战役，加剧了困局。经过摩洛哥沙漠环境磨砺的西班牙人[通常称为“阿非利加人”（Africanistas），以区别于更安逸的“半岛人”（Peninsulares）]，尤其鄙视共和国，担心自己辛苦征战夺得的非洲帝国疆域一朝丧失。但西班牙真的支撑得起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吗？阿萨尼亚主持下的军队现代化意味着裁员和军人服从文官。他几乎没有军官朋友。一些措施被公认为过火：如果说改革基于年资自动升迁的做法尚可理解的话，彻底废除奖励勇敢的晋升制度，对一国军队而言，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共和政府还恢复了自由派国歌《列戈颂》。从这首国歌激昂的歌词中，可以看出共和政府面对艰巨任务的满满信心：“这样的勇气史无前例/……士兵们，祖国在召唤/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但一个可维系政府的海市蜃楼很快就开始消散了。在往常宁静的周日清晨的马德里市中心，不知为何，两群人之间的简单对喊（自由派喊“共和国万岁！”，保守派回以“国王万岁！”）引发了冲突，最终导致西班牙首要的保王派报纸《ABC报》办公室被烧毁。政府很快就陷入尴尬的处境：必须保护其最顽固的政治对手的财产。街头暴力的阴云开始集聚。当极左派在矿场、贫民窟里梦想一场革命时，右派也在宫殿、教会、兵营里密谋。

像《ABC报》办公室遇焚这样的事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931—1933年以阿尔卡拉-萨莫拉、阿萨尼亚为首的左倾共和派执政联盟和1934—1936年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简称CEDA）支持的保守派政府，都难以长期维持。当时保王党人遇到了三种不利情势：阿萨尼亚主持的军事改革；一部给予加泰罗尼亚更大自治权的法令；平时宁静的卡斯蒂尔布兰科镇发生的一场怪事，四名治安警官被残忍杀死，凶手似乎是全镇的人。于是他们密谋了一场政变。1932年夏，年老而古怪的何塞·桑胡尔霍将军宣布发动政变。政变只在塞维利亚维持了几小时。后来阿萨尼亚夸口说，这场政变他早就知道，放任它发生只是为了目睹它失败。

“桑胡尔霍政变”对反动派构成了灾难性打击。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经济形势也持续恶化，投资锐减。尽管共和国时期工资的增长提高了下层人民的收入，在理论上提升了国内需求，但这也损害了竞争力。出口的不断下降给贸易收支构成了压力。上述两个联合政府都试图推行深层次改革，不过是朝着彼此相反的方向。土地改革是共和派的核心政策，鉴于西班牙严峻的贫富不均，把这定为目标毫不奇怪。“土地改革署”（简称IRA）代表着阿萨尼亚领导的执政联盟的一项核心计划。1932年，尽管西班牙国会批准该署成立，但保守派议员给最终的法案添加了不少修订条款，加大了其执行难度。修改之处很多，乃至于普莱斯顿（Preston）等广受尊敬的历史学家认为，阿萨尼亚政府将法案提交国会审议，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共和派的其他目标包括实行每周44小时工作上限和提高无地农民的法律地位。

毫不意外的是，西班牙的贵族地主发起了反抗，他们往往采取和工人运动相同的暴力手段。1934年共和国选举后，保守派试图通过让土地改革署变得复杂化、官僚化来终结土地再分配改革。恰如其名的新法《农业反改革法》使再分配基本停止。与此类似，把耶稣会士排除出教育体系和推广世俗化课程的进程，都因保守派的阻挠而停止。保守派甚至释放政治犯，使桑胡尔霍这样的人可以到国外继续密谋政变。地主也趁此机会大幅降低雇工工资，解雇积极参加运动的工人，甚至连代表地主的国会议员，都在提醒他们这么做的危险。这种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短视的，既加剧了通缩，又刺激下层人民在投票及其他方面发起报复。

吊诡的是，在1934年选举中，普选的实施帮助了右派。保守派政治家针对初次参选的女性选民做宣传，并取得了成效。右派完全反对激进变革，工人运动则责备共和派政府走得不够远。从1934年的选举结果中，各派各取所需：右派觉得这是一个让时光倒流的机会，工人社会党人则认为这证明了采取激进举措的必要性。令民主派沮丧的是，工人社会党的报纸也发表文章，谴责共和国与被推翻的君主制没有什么两样。在10月初的一次会议上，拉尔戈·卡瓦列罗破釜沉舟：“我们的党在意识形态上和战术上都是一个革命党……坚信这个政权必将消失。”这个“政权”指的就是共和国。

当拉尔戈·卡瓦列罗梦想着能让他的绰号名副其实时，温和左翼正在担心何塞·玛利亚·赫尔·罗夫雷斯（José María Gil Robles）。赫尔·罗夫雷斯是在选举中获胜的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的创始人和主谋，同情纳粹主义，喜欢被称为“老板”，就像墨索里尼被称为“领袖”、希特勒被称为“元首”一样。伊比利亚领导人通常喜欢自己的形象带有一些外国寓意。赫尔·罗夫富斯模仿意大利的标语，提出了“一切权力属于老板”的选举口号。

1934年加入内阁的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成员里并没有赫尔·罗夫雷斯，因为总统不愿意像一年前德国总统兴登堡将权力授予希特勒一样授权给他。但他离权力也不远。在这一背景下，极左派开始为革命摩拳擦掌。10月4日，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发起一场罢工，抗议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成员进入政府。该地区一直有反叛传统，罢工很快升级为革命。矿工拥有步枪、炸药，斗志旺盛。他们成立了一系列委员会，接管了各个产业。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就占领了该地区的首府奥维耶多。他们宣布成立“阿斯图里亚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的计划包含常见的革命元素——根除贫穷、资本主义和地主。他们中最乐观的人梦想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无政府主义的传统温床出发，向马德里进军。

这会成为西班牙的“红色十月”吗？视此为良机的加泰罗尼亚独立政府的总统路易斯·康帕涅斯（Lluis Companys）在巴塞罗那发表演讲：“加泰罗尼亚人民，曾经试图背叛共和国的保王党人和法西斯势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发动了一场（暴力）夺权行动。”这番描述在事实方面并不准确，但他的方向足够明确：“在这个庄严时刻……我主持的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的一切权力，宣布成立西班牙联邦共和国加泰罗尼亚邦。”在1934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西班牙“联邦共和国”，事实上今天也没有。不过康帕涅斯至少在口头上赞同西班牙统一，表示“希望建立一个自由伟大的”共和国。康帕涅斯的行为鼓舞了分离运动。

无论是阿斯图里亚斯革命还是加泰罗尼亚独立，都是马德里不愿看到的。比阿萨尼亚保守得多的国防部长迭戈·伊达尔戈（Diego Hidalgo）不愿让征召入伍的军队去阿斯图里亚斯镇压。让西班牙年轻人朝西班牙无产者开枪，将令共和国的支持者不悦，更不用说媒体了。于是伊达尔戈召唤一名少年老成的、在北非成名的将领佛朗哥。为了夺回阿斯图里亚斯，西班牙政府运送久经沙场的“非洲军团”（所谓的“阿非利加人”）回国。而佛朗哥将军想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回避流血。

从摩洛哥运送回国的部队中，有西班牙最精良的战斗部队“外籍军团”的士兵。该军团以法国“外籍军团”为模板，在陆军中校何塞·米连·阿斯特赖（José Millán Astray）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一种伊比利亚身份。“外籍军团”身上弥漫着历史性的庄严：其编队被视为长枪大方阵（tercios），这是16世纪将摩尔人赶出西班牙的领土收复运动中的军事单位名称。米连·阿斯特赖曾在战斗中失去一条手臂和几根手指。在他鼓舞下，该兵团发展出一种以战死为荣的文化，在后来的内战中被称为“死亡队”。他手下的士兵自称“拥抱死亡的新郎”，他们的口号同样令人畏惧——“死亡万岁！”他们回到西班牙本土后震动全国。加泰罗尼亚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抵抗，而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的遭遇，过去只有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开化使命”中才能见到。飞机轰炸、虐待，最终革命被镇压，留下成千上万的死伤者。就像1932年失败的桑胡尔霍政变一样，革命左派在1934年也失败了。

于是两个西班牙继续彼此争斗。对阿斯图里亚斯的镇压给了左翼共和派一个强有力的动员口号——抵抗“十月杀人犯”。1936年2月，中右翼执政联盟要求举行选举，借口是寻求可以更舒服地执政的多数。这是一个严重的失算。左翼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尽团结，但还是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阿萨尼亚为首的“人民阵线”。人民阵线聚集了中间派、工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选举政治中，这是罕见的现象。甚至通常对其他派别漠不关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了投票，他们渴望看到阿斯图里亚斯的同志们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一些征兆显示，这很可能是第二共和国的最后一次选举。选举四周前，拉尔戈·卡瓦列罗再次暗示要革命。他写道：“我想告诉右派，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将与盟友（阿萨尼亚为首的人民阵线）合作，但如果右派赢了，我们的工作就要加倍，不仅要在合法范围内与盟友合作，而且要加入一场已经被挑起的内战。”他的措辞暗示，不用再含蓄了：“不要让他们说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们将说到做到。”这位“西班牙的列宁”能说到做到吗？

2月6日，人民阵线以微弱优势击败了以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为首的国民阵线。阿萨尼亚趾高气扬地重掌政权。拉尔戈·卡瓦列罗未加入政府，但共产党人加入了阿萨尼亚政府。这是西班牙人民阵线和法国人民阵线的关键区别。拉尔戈·卡瓦列罗因为担心失去在无产者中的影响力，所以在政府之外的言辞更偏于鼓吹革命。新政府很快宣布大赦政治犯，两年前右翼政府也是这么做的。这一次大赦对无政府主义者有利，换得了他们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的持续时间并不长。

街头暴力不断升级。在一场“五一节”游行中，有流言说修女正在给工人子女发放有毒的糖果。日头未落，愤怒的大众就烧毁了一座修道院。在西班牙各地，几十座教堂被焚毁，接着又爆发了一场大罢工。赫尔·罗夫雷斯讥嘲阿萨尼亚政府：“各工人组织很清楚他们的方向：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尽可能地暴力夺权，自上而下地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他们要持续、有效地摧毁西班牙的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体系……这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崩溃……这不是为了合情合理的劳工诉求，而是要杀死资本主义生产。”然而，右派已经转向另一种杀戮。看到赫尔·罗夫雷斯犹豫不决，不愿坚决抵抗共和国，一个更极端的组织赢得了如潮而至的追随者。

西班牙长枪党，一个快速扩大的初级法西斯组织，是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建立的，也威胁要“进军马德里”。其领袖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是前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长子。如果说赫尔·罗夫雷斯是“老板”的话，何塞·安东尼奥就是伊比利亚半岛反动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家。他是一个激昂的演说家，醉心于让人们纪念他的父亲。在他看来，西班牙对他父亲忘恩负义。在一次重要演讲中，他用黑格尔哲学的外衣包装自己的专制主义：“祖国（西班牙）是一个‘超验综合’，是不可分割的综合体，有自身要实现的目标。”像任何自以为是的反动派一样，他大肆抨击法国哲学家卢梭。尽管他显然不是柏克，但何塞·安东尼奥表示，卢梭要为法国大革命负责，法国大革命要为“最臭名昭著的浪费活力的制度”（他对民主制的称呼）负责。受法西斯主义许诺的“解放”启示，他措辞讲究地问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党这种居间的有害元素？”也许时间会青睐他主张的这个贵族式、具备法西斯主义雏形的西班牙，而不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工人西班牙。但他不论如何寻章摘句，如何推崇西班牙领土收复运动、伊比利亚文化“无与伦比的荣光”，他的支持者更关心的是如何制造恐惧，而不是参加文学聚会。这是另一个渴望撕裂共和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国民的组织。

在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的革命者被释放了，但一名将领正在密谋起事。埃米利奥·摩拉与各派反自由势力展开协商，从何塞·安东尼奥的长枪党到“卡洛斯派”，后者依然拥戴他们一派的波旁王朝王位争夺者。这无愧于摩拉的绰号“导演”。他凑齐了一个隐藏在阴影里的反民主联盟，随时可以起来反抗人民阵线。在桑胡尔霍政变和阿斯图里亚斯革命相继失败后，摩拉觉得一场军队主导的政变可以成功。现在，在一个撕裂的国家里，阿萨尼亚成为总统，他的时机到来了。

与此同时，马德里局势紧张，普列托吁请政府向工人分发武器。人民阵线政府赢得选举胜利也许靠的是工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选票，但内阁要为自由派、共和派的中产阶级负责。总理卡萨雷斯·基罗加（Casares Quiroga）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武装工人，总统阿萨尼亚表示赞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还未准备好为对付一场反叛而招致一场革命。普列托不断前往总理办公室劝说，导致卡萨雷斯·基罗加讥讽说，这不是他的办公室。但这也不是普列托的最终决定。

在这个紧张时刻，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带着一张伪造的逮捕令，将著名保王党人何塞·卡尔沃·索特洛（José Calvo Sotelo）从家中抓走。绑架者早有预谋。他们是出于仇恨，可能也喝了点酒。他们想报复工人社会党成员何塞·卡斯蒂洛（José Castillo）之死。卡斯蒂洛是一名警察，被残忍杀害。在深夜的马德里，当载着索特洛的警车驶过街头时，后座上的一名年轻工人社会党员用一把枪对准索特洛的后脑，扣动了扳机。据说杀人者很快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夸口说：“（杀害）卡斯蒂洛的犯人之一已经伏法。”

枪杀索特洛不过是似乎永无休止的西班牙内斗的最新事件，但其意义非同一般。西班牙右派最聪慧、最受尊重的领导人之一一命归西，暴力进一步加剧，仅7月一个月就发生了200多起政治谋杀。在接下来的局势最令人困惑的时候，拉尔戈·卡瓦列罗警告他的追随者，不要与共和政府合作。他认为这个政府大限将至。与此同时，何塞·安东尼奥在马德里的一座监狱里焦急等待，看自己是被一场反动派政变解救，还是被革命派处死。在布尔戈斯，摩拉将军加紧筹划他一直在努力准备的政变，尽管他越来越怀疑其成功的可能性。毕竟，死去的索特洛本是在政变后领导政府的人选之一。同时，许多军方人士犹豫要不要参加这场阴谋，包括因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而声名鹊起的佛朗哥，他这时已被心怀疑忌的政府派到巴利阿里群岛。摩拉的弟弟拉蒙在拜访摩拉时，对政变在巴塞罗那成功的可能性表示疑虑，因为那里是传统的左派温床。“我毫不怀疑，你知道怎么死得像一位绅士。”摩拉冷若冰霜地回答。这位“导演”知道，政变的时候到了，在政府对他们下手之前，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手下起事之前，在何塞·安东尼奥越俎代庖之前。就像《李尔王》里爱德迦说的：“人必须承受痛苦……成熟就是一切。”

总存续时间只有五年的第二共和国，正在面临第三次生存威胁。共和政体未能阻止西班牙的撕裂：1936年，受经济危机刺激，各方分歧之深史无前例。然而，西班牙太穷了，两派又旗鼓相当，因而这场内斗难以迅速分出高下。在形势不稳定的欧洲，当两个西班牙的残酷决斗达到高潮时，一场新的政治危机被触发。但山雨欲来的西班牙内战的最终结果是由欧洲各大国的中央政府决定的。令人称奇的是，各国的决定是在1936年的同一个炎热夏日里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