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露∣城廓村：触摸中宿古县失落的七百年时光

城廓村

触摸中宿古县失落的七百年时光

陈 露

从清新城区驱车到龙颈镇也不过是半小时车程，然我的思绪从眼前车窗外蜿蜒碧绿的滨江跳动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发岭南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历史时空里。

那一年，正值中年的汉武帝，这个在中国王朝历史上能称得上政治家的少数几个皇帝之一，其国力、民力、权力正处鼎盛之年。武帝以平定南越王国宰相“吕嘉之乱”为借口，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以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以郑严为戈船将军，以田甲为下厉将军，以驰义侯何遗利为大将，分领五路汉军从桂阳、豫章、苍梧出发，又从夜郎国发兵，下牂牁江，经西江浩浩而来，征讨南越。于是年冬天，平定了割据南方近百年的南越国，重归中华版图。

（电影《南越王》 来源/网络

随后汉武帝在岭南设九郡，置中宿县，隶属九郡之一的南海郡，中宿县由此而开埠。一说中宿县的前身是秦置冽江县，但至今仍未找到相关记载。此刻，我的脑海象翻过历史纪年表一样，让我清晰此行是要寻找中宿县治遗址，这个在古代岭南历史上有着较高战略地位和经济枢纽的古城遗址。中宿古县治，又与我们现在进行调查的古村落——城（土国）村[注：（土国）字为方言音，便于表述，本文使用“廓”字代替]，有着地理与历史的关联。县治地已失落在时光背后，但边上的一条古村庄，谓（土国）者，就是城廊边上的村庄，与中宿县治地是一种怎样的关联？从这条古名的村庄里，能否触摸到那远去的时光？能否找到更多历史的遗存？这是此次村落调查发自内心的文化动力。

中宿县，自西汉至隋朝时代的一个古县，若从汉武帝元鼎六年置中宿开始计算，距今（公元2012年）已有2123年。至隋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废，置清远郡，辖清远县、政宾县（今清新区滨江一带）等县止，古中宿县立县701年。中宿县，所辖区域相当于今天清远市的清城区、清新区、佛冈县、英德市、阳山县南部以及四会市的威整、地豆等镇一带，花都市北部，新丰、翁源县的西部和曲江县的南部。然而，史上对中宿县的文字记载几乎为零，只在汉《地理志》上找到地名却无太多记录。

清远建市前后，一些文史专家曾就中宿县治地及其它一些问题作过研究，其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古中宿县治地在现今的清城；二说在今梁围朱围一带；三见则在龙颈城廓村。勿论那种观点，但对其岭南经济发展的贡献、历史及文化价值少有提及。然，我确信中宿县治地在现今龙颈镇的城廓村附近。理由简单，秦汉之际，现今的清城还是北江滩涂之地，不太可能在那里建设城池。现今清城的梁围与朱围一带按地方志记载，至明代才有村落出现。那么余下的第三点就是现今龙颈镇。然而，有七百年历史的中宿县为何设置在一个山旯旮里？而且“中宿”一词仅仅是所谓珠江潮水倒灌北江至飞来寺“一宿返”之原由吗？诸多疑问困绕着我，也困绕着我们对城廓古村调查的思考。

在距龙颈镇墟约一公里左右的称为城廓村的古村，一条占地约20公倾的村落。我们从村落的北门进去，甫下车，乍见北门门楼上横镶嵌着三个外柔内刚，中正踏实的楷书麻石碑“中宿居”。静静仰视“中宿居”门楼，心情悠然且沧茫。尽管这门楼题书并没有时间和落款，但“中宿居”三个字依旧让我遐思漫天。这么一个小村落，与一个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县治地是怎样的关联？这么一个小村落，能为我们探索中宿县历史提供怎样的佐证支撑？

（中宿居门楼）

我曾翻阅大量史料，最终发现，这“中宿七百年”竟是一段漫长的“迷失了的历史”。有关它的文字记载寥寥无几，最早仅见于《汉书·地理志》关于它的地名记载。年轻的村长敏华指着门楼侧面一段土墙示意说：“村里这些土墙有三四段，最长一段是村西门的，约有一百多米。”这些土墙，是粤北地区常见村庄防卫性质夯土墙，以黄泥、粘土、碎沙石等混和夯结而成。它的出现时间很早，但具体到是那个年代，那个朝代，手上没有相关资料以佐证。这种夯土墙如今在清新区滨江山区里的民居建筑仍沿袭这种当地人称为“舂墙”的建筑技术。它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我曾努力想将之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能懂得整套原整建筑工艺流程的传承人十分难觅。

转过一个种满了莲藕的水塘，就见一棵枝繁叶茂，根须四延，枝节攀缠的古榕屹立于村中。傍边还有一个亭子，檐角下挂着汤金大字牌匾：泽荫汾渝。亭内有直径约20公分，高约50公分，连底座的石香炉供奉着一块高约一米，宽约30公分的麻石所雕刻着的“社稷之神”。问榕树下休闲老者，“汾渝”何解？老者吱唔半刻，说不出所以然。此时，周边已围拢过来好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从他们纷乱的介绍中，也没弄清“汾渝”二字。

“社稷之神”就是岭南方言常说的“土地公”、“土地神”。老人们说一代又一代传下来，每逢农历大节日，诸如春节、清明、中秋、冬至等，全村男女老少都会来拜祭“社稷之神”。尤其是每年春耕开始时的“社日”，更为隆重。且凡嫁入城廓村女子，在婚礼当天就要来拜祭。村民告诉我：“社稷之神”是城廓村的“灵魂”。这句话让我思绪强烈地震了一下。

查阅关于“社稷之神”的历史阐释，在《孝经纬》《礼记外传》等古籍中知道：“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周朝以来，有“官社”与“民社”之分，中央立太社，王国立国社，州县立州社、县社，民间立乡社、里社。社祭除有崇拜农神、祈求丰收的宗教意义以外，还是社会各阶层人群交流集会之节日，故而“社稷”一词渐演绎为国家的象征。近代“社会”一词亦源于古代“社日聚会”，此后遂成传统。譬如唐朝诗人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古人祭社习惯，选定某种树木或灵石作为社神象征，使其神灵有所依凭。作为岭南一隅，最具生命力的树木，莫过于生生不息的榕树。城廓村的“社稷之神”与岭南一般乡俗称之为“土地公”、“土地神”有所不同，在清新区域内，能找到如此“规范”供奉“社稷之神”的实在不多，这要从该村落的历史与渊源来探究。

（城廓村泽荫亭）

观察整个村落的结构和村中仍存的一些历史痕迹，在一间已废弃的老屋门碑上发现了一块用灰沙封住的碑刻，村民用利器轻轻把灰沙凿开后见到一行让我们兴奋的隶书字样：“黄大夫家庙”。事后考证，这“大夫庙”并不是一般常称谓的“郎中大夫”，而是一位官至大夫的官员家庙。从村中黄氏族人口中知道，这一位黄大夫是他们的先祖。且黄大夫家庙旁还建有一座“愚轩黄公祠”。随后，我们又发现了篆书体的“晚香草堂”和隶书体的“青云直上”碑刻。这些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古建筑，再次说明该村落与附近一些传统村落的区别。它的书香气色似乎告诉我们，它是与中宿古县是有着某种神秘联系的。

在村落西门，一段约百来米的古村墙依旧严阵以待记录着远逝的岁月和当年的荣耀，保护着世居村落的民众，保护着一方水土。我在拍摄这段古村墙之余，用手贴着墙沿一直抚洒过去，以对先人最虔诚的致意，聆听那失落时光里的风霜雨雪、尘土烟沙和那些迷漫的故事。站在村落南门一栋小楼高处，可以清晰地府瞰整个村落的建筑结构，仍能依稀看到巷道纵横笔直的走向，以及东南西北四门的轮廓。村前几个被土基分格开的水塘，从其结构连系中，当可辨别旧时护寨河的模样。将目光扩展到村落周边的地理环境，东西南北门皆是一大片开阔的稻田，周围则是绵延的山脉。倘若从村落防御角度来看，这四周的开阔地易于观察和捕捉入侵者的动向，绵延的山脉无疑是天然的屏障。事实上，从村中老人访谈中知道，在刚过去的百年历史中，村中百姓就利用这种防御功能，防范了盗匪的洗劫，击退了入侵村落的日本鬼子。

（城廓村俯瞰图 摄影/张森泉）

走出村落，我们来到正南方一大片足有20公倾开阔的稻田，一条清澈的滨江河，象一条“玉带”一样环绕而过。无论从地方旧志记载还是从现代卫星图象窥视分析，或者数十年来本地劳作的村民所起获挖掘的一层一层的文化带土壤，足以证明河流的宽度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直达两岸周边村落。文明沿着河流走，这一句话似乎为我们想象古代中宿县为何设立在这样一个山旮旯的缘由。就在这片平坦的河湾，我们与当地村民聊天。他们说，很多年前，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曾经在这片河湾开阔地上挖掘过无数粗厚的青砖和石柱。时移世易，一切地表的东西也沉积在远去时光的土地里。

透过尘封的历史，从散落的各种史料中一点一滴的寻找和推敲，不难发现西汉王朝为何将中宿县治地设在这么一个地方。其主要原因有两大方面，首先是出于加强军事战略防御的考虑；其次是大面积开垦岭南土地，推动农耕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迅速增强国力，好对付北方匈奴的频频入侵。

（村前开阔稻田）

回溯公元前204年，南海尉赵佗建立南越王国，定都番禺的历史，当可更清晰地看到汉王朝在平定南越国后，对岭南北江流域的重视。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在岭南大力推广先进的封建制度，促进了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但秦的统治十分残暴，“天下苦秦久矣”，激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秦始皇死后不久，陈胜、吴广首先发动了中国第一次有规模、有组织的农民大起义。从此，中原陷入了战乱，诸侯豪杰互争雄长。此际岭南，南海尉任嚣死后，龙川县令赵佗继任，按任嚣“划岭而治”遗训，积极推进边防建设，以作必要之自保。赵佗分四步来完成了“划岭而治”的整个框图。先是“急绝道聚兵自守”。把秦时开辟的岭南通道之关要边防如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进行“闭关自守”。绝了此三关，也就断绝了秦军南下岭南的通道。接着“诛秦吏代以党羽”，建立自己顺畅而有效的行政系统；紧接“定岭南政令归一”，“击并桂林、象郡”，以武力恢复了秦所置的岭南三郡，确保了岭南的疆域版图。随后，迅速修筑关防城池，加强战事防御力量。

从军事学角度来看，赵佗可谓称得上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他对南越国所构筑的内外三道军事防线，即便是后来他的不肖子孙昏庸无能，汉大军要灭南越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攻陷。越佗在构筑的第一道军事防线以湟溪关、阳山关、横浦关等旧秦关为主，又在现今的乐昌、仁化两地新建城池，使得关、城连成一线，点面结合，互相呼应，互为掎角，这一条外围防线兵力最强。再往岭南内部第二防线，集中在南海郡中北部，以北江中游为中心，在今英德、清远修筑了两座万人城，与（氵匡）浦关夹江而布，把北江、连江连成一个军事大三角，同时在其支流池水（今清新区滨江）的中心地带（今龙颈镇）也配备了一定的兵力（即现今军营一带），在南海郡治地番禺北面构筑了防御工事。第三道防线则仅有石门要塞。如此原整的战略框图，不得不佩服赵佗的军事才能。至使后来汉军平南越，翻过骑田岭走陆路的步兵至今天滨江龙颈一带亦需要“中途一宿”。我一直疑心，这“中宿”之名，是不是由此而来？

汉王朝深谙岭南北江水系对战事成败的厉害关系，汉五路大军兵临南越，从北江而来的一路大军早已攻陷郡治番禺时候，其余的还在路上。故西汉王朝灭了南越国后，对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和开发岭南农耕经济作了通盘考虑，如今看来，仍具有精确的经纬发展目光。就北江流域而言，由于南越国已灭，军事对峙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只在军事防御性上基本沿用了南越国构筑的防线，原来修筑的城池则更多用来发展商贸和中原移民南迁之地。但整个北江流域用来发展农耕经济的地方并不多，反而是原清远县区域是一大片适宜开发农耕地经济的地方。这一块平原与丘陵相连，被北江、连江、绥江所包裹着的夹长地带，前秦以来便是军事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从1972年长沙马王堆墓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图，西汉长沙国驻军图和地理图中知道，桂阳（今连州市和阳山县北部）仍属西汉长沙国管辖，与滨江流经区域中间只隔阳山南部，客观地形成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军事要冲地带。在后来东汉末年三国争雄时期，中宿县曾一度归入吴国，隶属荆州始兴郡，在军事功能上凸显了当初西汉设置中宿县的防御性。

出于军事和经济的两大方面考虑，西汉王朝在滨江中游即今清新区龙颈镇城廓村一带设立了清远历史上的第一个县治地——中宿县，后改政宾县，其治地亦在此。

南越王赵佗像 来源/网络

中宿县经历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初年，计701年的历史。由于偏隅岭南非军事要塞的地理环境，在中原各朝代更替的烽火战乱中，仍得以生息尚存，人口和农耕经济迅速得到发展，至东汉时期，农业水平基本上与中原同步。从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知道，岭南中部（即中宿县一带）的人民，西汉中期已懂得用牛来改进农业耕作技术，在治水、开垦土地、种植五谷、饲养畜牧、制陶等技术方面已相当先进，经济贸易上亦得到了长足发展。从清新区发现出土的“新州东汉墓”和清城区“江口东汉墓”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佐证。

1974年2月在新州围背山（土名青仔山）发现的东汉墓，出土了丰富多式的陶制器物16件。其中引起学界注目的是一座建筑模型屋内有三个陶俑在工作的陶作坊一座和陶水井一口。专家认为，从器物的纹饰和工艺技术等资料足以说明其陶艺技术水平已与中原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1977年5月，在江口黄洞村石角岭发现的东汉墓，出土铜镜3面，首饰8件，陶器23件。其中有玛瑙、绿松石的饰物原料，这些物品在当时中国还未有出产，当是外洋的舶来品。可见在东汉时期，中宿县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已经存在。

中宿县对岭南文化形成和发展亦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位于清远峡的飞来寺。飞来寺的建立，对传播佛教文化，启蒙百姓，教化地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七百历史的中宿县早已随岁月的风烟远去，曾经的辉煌与喧繁亦长埋岭南之土，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一千多年的清远县建制。

（清新区新州东汉墓出土的陶屋 图片/清远市博物馆）

我们再翻开城廓村《黄氏族谱》，清楚写着：明朝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黄氏族人（黄氏二世祖惠俊）从福建迁至。黄氏族人迁至清远后，再入滨江山区辟耕荒蛮，图览中宿古城废县，相其脉，乃认为福厚之地，遂于古城遗址而营筑村落，立村取名“城（土国）”，意即古城边上，以谓不忘故城，又曰“中宿居”。中宿古县裁撤后，在原址置政宾县。三十四年后武德六年（公元624年），政宾县撤，自此成为县治废城。直到八百多年后的明代，黄氏族人迁至，立村城（土国），繁衍至今22代矣。全村男性皆姓黄，是典型的族居村落。从时间段而言，城廓村与中宿古县，只是时光相隔的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偶尔在这个开阔的河湾上相遇“交集”罢。

中宿古县与龙颈镇城廓村并无必然联系，说到底只是黄氏先祖看中了这块废城之地立村开族于此。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电脑打不出来，字典查不出来的粤音“（土国）”字，一条建于城廊边上村庄，却让我们在二千多年风霜岁月之后，仍能触摸中宿古县那远去的时光。

2015年7月 再写于清新

《清新古村落：城（土国）村》

作者/陈露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End

2018第34期（总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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