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军阀吴佩孚一向被称作“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他崇拜抗倭英雄戚继光，仇恨日本；他不敛财，不要地盘，不住租界，清廉自律；他不仅发表保护劳工的主张，而且在“五四运动”期间，发表爱国反日通电，声援学生、工人，1920年8月控制北京政权之后，不仅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而且有意与苏俄结盟。
然而，就是这位“革命将军”，在1923年2月7日，指派军警镇压“二七大罢工”，酿成“二七惨案”，他对工运态度因何突然之间发生巨大转变？
究其原因，既有国际外因，亦有国内因素。
其一，吴佩孚和苏俄在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发生矛盾。从1920年到1921年8月，苏俄的对华外交主要是“联吴”政策，吴佩孚也做出积极回应。但1920年7月，苏俄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推翻了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的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宣布要保持在中东铁路的特权。1921年7月，苏俄扶植亲苏势力（蒙古人民革命党）控制了外蒙古，宣布外蒙独立。这一切导致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并表示绝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其二，苏俄改变政策，由“联吴”到“联孙”。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和吴佩孚联合，反对孙中山北伐统一中国。孙中山不得不谋求和苏俄合作，并与苏俄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上达成谅解。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表明苏俄与孙文联盟正式形成，这对吴佩孚构成极大威胁。苏俄政策的改变和孙中山势力的扩大，使吴佩孚对苏俄产生刻骨仇恨，他由此以打击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作为向苏俄的报复。
其三，中共在与吴佩孚合作铲除交通系的同时，促进了工运大发展，威胁到吴的统治。当时以梁士诒为首的亲日的交通系与奉系张作霖联合，霸占了全国铁路。1922年虽然奉系被赶回东北，交通系也倒台了，但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根深蒂固。于是，吴佩孚想到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
在当时苏俄与吴佩孚联盟的大形势下，中共把吴佩孚当作重要统战对象，且铲除交通系对工人是有利的。于是，李大钊在与吴佩孚商议后，在每条铁路上派一名密查员，监视和检查交通系的舞弊行为，收集其罪证。在打击交通系势力的同时，工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尤其京汉铁路，16大站都成立了工会，并准备成立总工会。此时国民革命在南方的发展，已严重威胁到北洋军阀的统治，吴佩孚决不允许北方红色势力蔓延，动摇其统治根基。
其四，“二七”大罢工直击吴佩孚的经济命脉，使其受到极大震撼而痛下杀手。京汉铁路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仅在1922年，京汉铁路总收入就达约2639万大洋。对吴佩孚而言，军费、借款抵押、发行公债、运兵都要靠京汉铁路。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势必影响他对京汉铁路的控制，动摇其经济基础。这是吴佩孚取缔京汉铁路总工会，血腥镇压工人大罢工的根本原因。
吴佩孚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军阀，当恩威并施失灵后，必然使用最后的法宝——举起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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