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频繁出现霸座现象，继“霸座男”“霸座女”之后，
又来“霸座爷”——在一列火车上，某大爷买的站票非要占着靠窗的座位，称自己“听不懂道理”。
更有媒体曝光，一位外籍女士也加入“霸座家族”，还向拍摄者泼矿泉水。
本以为“霸座”只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谁料想，类似事件竟接二连三曝光，
大有“霸圈代有牛人出，各领热搜好几天”之势。
从现实案例看，这些霸座行为，不分高铁、地铁，不分男女，无论老少，
甚至无关中外，轻轻松松集齐了各个人群的特征，
以至有网友无奈调侃：“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
这种不文明症候群的密集发作，也从侧面说明公共场所不守规则有一定普遍性。
舆论惊诧“无赖”太多，更扼腕规则太软。
在这几起事件中，面对“霸座者”撒泼耍横、胡搅蛮缠，
乘务人员多是劝导、说服，劝阻无效后只能作罢。
即便事后全网声讨，警方介入，也多是罚款200元、部分人90天禁乘高铁。
相较于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处罚未免过于软绵绵，
许多人都在呼吁，相较于事后追责，更需当场处置。
很多失范行为，早已超越道德范畴，触及法律红线。
倘若在有法可依时不为遵规守矩者撑腰，肆意妄为者自然有恃无恐。
“人人相善其群”的公共习惯，不会凭空而生，也非旦夕之功，
往往需要长期外部约束形成“条件反射”，最终实现“由力而起、由善而达”。
放眼世界，这条文明进阶之路也是各国的普遍经验。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管理就严格很多，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
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不仅发起了反对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的运动，
还禁止乱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说粗话脏话，
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
例如，就随地吐痰一项，法律就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随地吐痰者第一口将被罚以1000新币(约合人民币5000元)，第二口罚2000新币。
在新法推行之初，执法是十分严格且毫不留情的，
情节严重的人还会被处以7天监禁，甚至在电视上曝光，或派到城市各地做义工。
如此重罚之下，谁还敢为了一吐之快而破坏城市环境呢？
再比如对乱扔垃圾的处罚，也相当严厉：对首次乱丢垃圾者，
最高罚款1000新元；第二次被控乱丢垃圾者最高罚款2000新元；而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最高罚款5000新元。
虽然新加坡人的工资收入较高，但这些罚款，还是够狠的。
新加坡把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同时推出了“垃圾虫劳改法令”。
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
应该说，对于不文明行为，除了道德谴责，还依法治理，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升华、公序良俗健康的法宝与秘籍。
其实，实施上述“运动”的方式正是心理学家们已经在老鼠身上实验过的方式：惩罚而不是劝说。
这些禁令正是由李光耀本人构思并推行的，虽然备受非议，但是成效卓著。
他曾自豪地公开发表演讲说：“我认为一个国家更需要的是规则，而不是民主。”
现在在新加坡，这种规则已经涉及了许多行为。
文明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就在于一点一滴的身边小事。
霸一次座坚决纠正，加一个塞立马揪出，对细节、对小事多些规则，
弥补法律空缺、填上执法漏洞，这霸那痞才会越来越少，
文明才能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行为自觉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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