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兴衰：斯巴达和雅典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说起古希腊的城邦，首先想起的应该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城邦一直给人非常相反的印象：斯巴达是专制的寡头政治、以陆上军事力量见称；而雅典则是开明的民主制权，雅典没有习惯用武力解决问题，反而是擅长于哲学、文学、艺术、数学的文化之都，同时也是海上霸者。

更重要的是，在第二次波希战争（公元前480至479年）结束后，双方的关系急速的恶化，最终双方更于公元前431年爆发了持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这样写述：

在彼此的贡献下，外族人被赶走了；然而不久后，希腊人，包括那些反抗国王（波斯王）统治和那些参加第一次反波斯同盟的，开始形成派阀，要么与雅典人结成盟友，要么与拉卡蒂芒人（斯巴达）结成盟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8）

斯巴达与雅典对立的形象不只在现代，即使在古代也非常鲜明。但是假若我们仔细考究两者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他们有着相当近似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上，我们知道政治制度的形态，以及其变迁与社会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青铜时代终结之后，整个希腊地区步入一段社会制度重整的阶段。我们以往提过，青铜贸易的阻隔与铁器出现打破了贵族垄断武力的情况。故此，不管是自古以在希腊半岛的雅典人，或是属于多利亚移民的斯巴达人，他们都面对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普通民众要求参予政治。

我分析一下两者的政治制度，如果认真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两者差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是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发展：

1.国王的权力被弱化和形式化。

2.贵族转化为大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层。

3.更多人能负担起装备自己的能力，形成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这些人希望能从统治阶层身上分享权力。

由于国王权力的架空与象征形式化，贵族共治的寡头政治是最为自然的发展。斯巴达的国王因及时放弃权力而能维持其家族世袭，而相对地元老院和督政官的制度则成为寡头政治的模范。雅典的国王则成为只余下名号成为执政官的其中一个名号，然后发展出战神石议会和执政官的制度也同样是寡头政治的一种。

至少在公元前8至6世纪，斯巴达与雅典的社会和政治似乎并没有一般印象中有这样大的差距。那为什么两者往后的发展好像有很大的差异呢？

位于比利时的来古格士雕像

斯巴达与雅典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三点。传说中来古格士（Lycurgus of Sparta）订立的法律指明将土地均分给所有斯巴达人和限制金钱的使用，但如学者Stephen Hodkinson所指出，我们必须小心看待这种论述。也许这些法律的确存在，但理论与现实并不一定相符。但即便如此，斯巴达的社会的确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

斯巴达人征服了麦西尼亚人以后，就迫令他们成为奴隶；而且斯巴达是多来移民，他们是绝对有条件重新分配土地和奴隶，尽管这种分配未必真的就是平均。在几个世纪之间，斯巴达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过得太差。加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方本身就比较肥沃，经济条件的富庶减低了低下阶层的意识；而由于欠缺了激烈的低下阶层作原始推动力，中阶层的人也难以独自形成挑战寡头政治的势力，使政治制度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相反，雅典在希腊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没有斯巴达这种可以提供社会保障的条件。资产长期分配不均，加上地形所造成的派阀（平地﹑沿海、和山地）激化了阶层之间的矛盾。由于雅典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政治局势，雅典的政治制度也是变化得最为激烈的。故此即使先后有德拉古（Draco）、梭伦（Solon）、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等政治家去作改革，但雅典仍然有急速地向民粹化的方向发展。

伯罗奔尼萨战争图，红色为雅典阵营，蓝色为斯巴达阵营

当然，斯巴达的稳定性也是基于奴隶制的基础上的。尽管来古格士想尽了办法想阻止这些改变，但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这近乎是不可能。斯巴达社会稳定极之依赖麦西尼亚的奴隶，因为这些奴隶就代替了社会低下阶层作为被压迫的一群。但奴隶不断的叛变说明了制度本身就建基于一个难以控制的元素上。公元前6世纪以后，从来古格士以来已经历过两个世纪的斯巴达开始表现在社会的不稳定——渐渐出现了土地兼并、财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而公元前五世纪的几次奴隶暴动更进一步说明了社会的压力正在增加。

另外，五至四世纪之间包括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科林斯战争、以及底比斯战争等一系列的重要战争加剧了这种社会不稳定。就在这些因素下，斯巴达和雅典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政治变革。斯巴达一方面人口因战争而大量减少，另一方面奴隶因战争得到地位，使整个社会制度陷入瓦解的边缘。而雅典五世纪的民主兴起也同时印证了这个时代变迁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战争突显了最低下的阶层在数量上的优势，助长了以多数决解决问题的直接民主制。

至四世纪以后，古希腊已变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社会。希腊学重要的先驱M.I. Finley将古典时代的斯巴达定于4世纪底比斯战争为止，正如他本人所言：

我接受在四世纪很早期开始，基本上没有变化的希腊传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除了部分传承外，斯巴达又再转变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社会。〈M.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eds. B.D. Shaw & R.P. Saller (London 1981) 24-40.〉

也可以总结说，古典时代的希腊至此落幕，雅典变得不再像雅典，斯巴达变得不再像斯巴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