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写本文化：中亚、东亚佛教写本的制作与保存

上世纪早期，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开辟了东亚、中亚佛教写本研究这一全新领域。来自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中亚地区的写本，为学者们考察佛教文献和宗教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丰富材料，也促使他们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从长时段的视角重审佛教写本的制作和保存。在北京大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剑桥–旭日国际佛学研究网络的合作下，以“中亚、东亚佛教写本的制作与保存”为主题的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t Manuscript Cultures: Produ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于8月30日至31日在英国剑桥大学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会聚康桥河畔，围绕“写本所见诸教交融”、“写本的迁移”、“写本的物质性”、“金石与纸本”等话题，深入探讨了佛教写本在亚洲的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制作、保存与使用。
本次会议汇聚了专精宗教史、艺术史、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以及思想史等诸多领域的，来自东亚、北美与欧洲的各国学者。讨论的材料涵盖不同文化传统的写本、碑石、印刷书，实现了跨学科的思想碰撞与交融，并揭示了佛教研究与写本研究的新方向。更具特色的是，除了突出跨行、跨科的协调合作，会议在参会者选拔上还努力达致性别与年龄的平衡，使得不少青年学者与优秀的女性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与会学者合影（本文照片均由孙明利拍摄）
多元宗教传统
在会议组织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与英国剑桥大学的高奕睿（Imre Galambos）致简短的欢迎词后，会议围绕七个主题展开报告与讨论。
首先，多元宗教传统——特别是佛教与儒、道——的交锋与融合，是佛教与东亚宗教史经久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写本研究领域的扩张和资料的再发掘，也为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荣休教授T. H. Barrett（巴瑞特）从《三教不齐论》在敦煌的发现和日本的流传谈起，辨析《三教不齐论》的几桩疑案。他从写本文化至印刷文化变革的视角入手，观察十七世纪日本印刷书商业化后，学人评注、引用方式的变化。
来自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陈继东则考察了日本室町时代的文学作品《布袋物语》，探讨布袋和尚在日本的变容。通过比对《布袋物语》与中国成立的十至十五世纪的布袋传记，他展示了中日两国布袋和尚形象的异同，指出《布袋物语》在依靠中国资料塑造角色的同时，也有对故事的再改造。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法兰西学院的Alan G. Wagner则围绕宋人颜丙的《如如居士语录》，探索这一合集是如何被再利用到后来的仪式文献中的。他分析了《金刚经科仪》、《因师集贤语录》和《中峯三时系念仪范》对《如如居士语录》的继承和改造，认为《如如居士语录》是南宋至元代居士修行仪式的重要文本、思想资源。
来自南京大学的童岭则以《中国中世纪儒教与佛教的钞本文化》为题，指出儒教与佛教书籍在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是钞本。他展示了数量丰富的日本汉籍，如与隋唐天台宗有密切关系的钞本《弘决外典钞》，提出佛教钞本中引用的儒教义疏学典籍，很多是目前已亡佚的珍贵文献，学术意义非常重要。
香港城市大学的王小林则探索了《万叶集》写本和如来藏思想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考察元兴寺僧侣所作旋头歌中的“白珠”在日本文化语境中与如来藏思想的渊源，体现如来藏思想东传日本后对日本僧人的影响，并对《万叶集》相关语句提出了新的解读和翻译建议。

会议现场
东亚、中亚书籍网络
日本和韩国为中国一衣带水之邻，三国文化交往紧密，早在写本时代已形成了跨国书籍网络，这也是本次会议的研究主题之一。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Mark Dennis重点关注敦煌发现的Nai 93 and Tama 24两份写本，和传为圣德太子所著《胜鬘经义疏》之间的关系，梳理了支持《胜鬘经义疏》权威地位的学者对藤枝晃和古泉圆顺的相关研究的回应。他认为将《胜鬘经义疏》归至圣德太子名下，以及其与敦煌写本的区别，是跨区域佛教传播变化与同化的体现。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纪强（George Keyworth）则围绕日本松尾社一切经和敦煌发现的八世纪至十三世纪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写本，通过研究其注音符号，探索《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背后的制作者和使用者。
韩国金刚大学的金知姸研究了《释摩诃衍论》写本和印刷本在东亚的分布、保存和传播。通过广泛调查和细致比勘，她厘清了各版本《释摩诃衍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释摩诃衍论》在传播过程中的继承与再塑。
东亚之外的南亚、中亚，同样存在写本的交流网络。来自德国汉堡大学的张思睿以德国下萨克森州立大学图书馆藏梵文写本Gttingen Cod. Ms. Sanscr. 259为线索，探索了梵文佛教写本从印度、尼泊尔经过西藏至德国的流传。借助这份写本，她更准确地解读了Kambala的Navalokī。她还细致考证了作者的年代、身份，并将这份文本与其藏文翻译、汉文翻译进行对比，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意见。
美国西来大学的龙达瑞则报告了波兰加格罗林（Jagiellonian）大学图书馆藏佛教文献的来源及其基本情况。藏品中除了万历版《甘珠尔》残片，还有大量汉文佛教文献，包括《永乐北藏》。
美国哈佛大学的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探讨了萨迦·班智达《量理宝藏论》的韵文和自注的传播。他指出，过去的研究认为韵文和自注之间并无区别，未能考虑萨迦·班智达重审文本并修改的可能性。梳理其文献流传、澄清相关误解，是对这部作品研究的基础。

会议现场
写本的物质性
写本的物质性（Materiality）是近年来写本研究领域颇为流行的话题，其与写本的制作、保存紧密相连。来自德国汉堡大学的Agnieszka Helman-Wazny通过检测敦煌、吐鲁番、西藏、中亚地区写本纸张的原材料、网格、层数、厚度、纤维分布，尝试重建纸张在中国和中亚地区的传播与变化，并展现纸和写本历史多样、复杂的一面。
英国剑桥大学的高奕睿（Imre Galambos）则展示了敦煌和黑水城文献中的连字符样式的符号。他指出，这种符号相对少见，一般用于指示文本连接，或是注明文本发音。而这一符号的运用，体现了九世纪下半叶至十世纪的敦煌和一两个世纪后的黑水城之间的延续性。
同样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冯婧则关注敦煌写本的视觉布局。她以界栏和字体替换书写为例，探索其在早期中国的源头和在印本时代的延续，尝试揭示早期写本和中古写本、中古写本和印刷书之间的延续性，并讨论了写本物质形态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金石与纸本
石刻史料作为佛教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能为佛教史的描述提供更多细节与复杂面相。北京大学的韦正通过分析炳灵寺169窟第6龛塑像和壁画的布局，综合考察其年代，认为第6龛塑像的年代稍晚，当与云冈石窟早中期接近。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无量寿经》的译本和流行时间，以及《华严经》的译本年代，指出南方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河南道直达西秦无碍，是第6龛西方三圣塑像出现于169窟的历史背景。
北京大学的陆扬则通过分析中古石刻和写本的新证据，和对旧证据的新解读，阐述中古中国佛教解经传统的形成。其使用的写本资料包括敦煌S.529《诸山圣迹志》、S.397《往五台山行记》、陕西耀州区神德寺塔写卷《西天西天大小乘经律论并在唐都数目录》，石刻资料则有《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师高德颂碑》、唐青龙寺不空译《佛顶尊胜陀罗尼》、法门寺地宫智慧轮盝顶金函銘文等，丰富地展现了中古佛教传统、思想、实践的复杂性以及与其他社会方面的关系多个面相。
来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就东亚宗教多媒质资料与跨学科研究，分享了他方法论方面的思考。他指出，过去的研究重视文本内容，缺乏对文本的物质形式以及宗教知识传播媒介演变的关注。实际上，传播媒介与宗教知识的存储、检索和传播息息相关，对于理解人类宗教思想与实践，以及整个人类文明史，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来得更为紧要。他认为在讨论宗教书籍在整个东亚的流通网络及其形成与转化的复杂过程时，应当注意这一历史过程背后巨大的商业化的动力，以及潜藏于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宗教实践者对中国的“边地情结”（Borderland Complex）。这种心理与商业冲动培育了写本与刊本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内复向多元的流通与贸易，形成了所谓的“写本市场”与相对于丝绸之路（Silk Road）的“书籍之路”（Book Road）。学者们要探讨“书籍之路”的发展在东亚宗教思想和实践的演变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会议现场
文本研究
而细致入微的文本研究，也为佛教史研究带来了不同面向的透视。来自清华大学的圣凯对比了《大乘义章》和敦煌写本《菩萨藏众经要》的组织结构与思想框架，认为两者皆体现了北朝佛教综合性、整体性、完整性的系统意识。但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大乘义章》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义学水平。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陈瑞峰则介绍了他对敦煌写本《优婆塞戒经》的研究。他对这部经典在敦煌文献中的现存面貌进行调查，并做了缀合、辑录题记的工作。他发现当时抄写这些写卷的主要目的是为亡父祈福和值遇弥勒，与经文本身主题内容有较大差异，这为研究敦煌写经抄写目的和佛经内容传播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启发。
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牟和谛（Costantino Moretti）则围绕法藏敦煌文书P.2824三界九地之图，重点关注了该图下方靠近地狱图像处顺序混乱的十三行文本。他通过细致剖析，成功复原其抄写过程，展现了抄写者是如何将一份连贯清楚的文本转变成一份错误百出的文本，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抄写者生产文本的过程。
德国波鸿大学的Henrik H. Srensen则集中探讨了十世纪佛教经典在敦煌的供养生产。他发现十世纪敦煌私家生产捐献给当地佛寺的佛教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伪经。而且，似乎敦煌从未备齐完整的汉文三藏。
对于日本文献的精细文本研究，也极大开拓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视野。美国卡尔顿学院的三后明日香（Asuka Sango）分析了十三世纪日本东大寺僧人宗性留下的题记，认为这些题记挑战了学界对于准文本的界定。她提出宗性的题记不仅仅是对写卷生产、制作信息的记录，还传递了动人的情感和愿望，承载了自身思想。
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Brian Steininger以镰仓中期的武将安达泰盛在日本高野山印刷的密教文献为切入点，讨论了十三世纪日本高野山和镰仓的印刷文化，展现了日本中世纪印刷史在宗教、政治、商业等多种因素下的交融，批评了以单一目的划分文本生产类型的历史叙述。

会议现场
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王丽娜和蒙古国家图书馆的Sainbileg Byambadorj 虽因故未能到场，但也都提交了会议论文。王丽娜的论文研究了汉译四部广律中的佛传，指出律典佛传内容表达多平铺直叙，文体上主要使用长行，其间含有问答体偈颂。早期律典佛传是后起佛陀传记的重要来源。汉地撰写僧传的基本都是律师，很可能受到律藏佛传的历史影响。Sainbileg Byambadorj的论文则全景式介绍了蒙古佛教文献，指出蒙古人从其他文化引入字体、书籍制作方法和翻译方法，同时也对佛教文化反馈了贡献。她展现了蒙古佛教文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对其尚未引起国际学者的足够重视表示遗憾。
31日下午，会议落下帷幕。本次会议也是今年UBC-剑桥佛学菁英班（2018/8/21-9/10）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十余位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东亚研究的菁英班的硕、博研究生，在接受菁英班密集课程培训之余，也有机会参会，亲炙写本文化的最前沿研究、密集接触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与主办方选拔与育成国际化学术菁英的宗旨一致，成为本次会议亮丽的风景线之一。
（本文已经会议组织者陈金华教授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