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里恩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日瓦戈医生》，真正意义的红色经典

瓦戈医生(美国·1965)

导演:大卫·里恩

主演:奥马尔·沙里夫,莉·克里斯蒂,杰拉丁·卓别林，罗德·斯泰格尔,亚利克·基尼斯

奖项:第38届奥斯卡奖最佳改编剧本、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

计、最佳原创配乐,第23届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配乐

一片冰心在夜壶

美国影片《日瓦戈医生》是“大卫·里恩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改编自苏联作家、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同名小说,编剧为罗伯特·鲍特)。饰演主人公日瓦戈的奥马尔·沙里夫,曾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扮演阿拉伯王子。独立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的凄惨命运,俄罗斯的秀丽风光,忧伤唯美的艺术气息,多元包容的主题,拨动人们的心弦,影片1965年映出,获得奥斯卡、全球奖多项殊荣。

电影与小说的梗概略有不同。尤里·日瓦戈是富商之子,小时被父亲遗弃,幼年丧母,沦为孤儿。童年时,日瓦戈被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与教授之女东妮娅一同念书,后结为夫妇。大学医科毕业后,日瓦戈当了外科医生,一战时应征入伍,野战医院效命,“十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家里挤满难民。苏维埃视他为旧军官,态度生硬,出言不逊。战后莫斯科供应极差,粮食紧缺,燃料短缺,日瓦戈冻饿交加害上了伤寒。

迫不得已,日瓦戈到街上掰些木板,揣在怀中,带回家中被当成小偷追打。日瓦戈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劝他全家迁到乌拉尔的瓦雷金诺村,此处是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天高皇帝远,至少可以活命。来到瓦雷金诺村,顿感与世隔绝,不能行医,不能写诗,没有奔头,缺少情调,日子味同嚼蜡,经常枯坐发呆。

为解闷消愁,同时出于不甘沉沦的考虑,日瓦戈赶往尤里亚金市图书馆看书,意外遇到女友拉娜。拉娜在莫斯科时,曾被科马罗夫斯基律师霸占,因不堪凌辱服毒自杀,日瓦戈在应诊中救了她。拉娜枪击科马罗夫斯基后,嫁给革命者巴沙·安季波夫。安季波夫知道拉娜身世,有点嫌弃她。盖因东征西伐一时没有替代者,又由于革命队伍有纪律,只好凑合着过。

经过战火沐浴,安季波夫成为红军高级将领,但人性异化,冷若冰霜,与拉娜分居东尼娅临产前,日瓦戈到尤里亚金市置办接生用品,离开拉娜处后,被红军游击队劫持去当医生。在游击队里,日瓦戈的身份是被迫为革命效命的旧军医,只有政委同情他年多后,日瓦戈瞅空逃回尤里亚金,身份变更为革命的逃兵,成为双料坏蛋在拉娜处,日瓦戈得知,岳父和妻儿受到他的牵连,返回莫斯科后流亡国外。

红军胜利后,安季波夫遭到整肃,这桩意外事件搅乱了生活秩序影片中虽未详叙安季波夫的所谓罪恶，但从其言行做派来看，亦不属于好人，有点罪所应得的意味。真正揪人心肝的，倒是良心平安的拉娜，当初，安季波夫并不是她生活的依靠，然而失去丈夫后的拉娜，生活更加凄惨，拉娜和日瓦戈走投无路，逃回瓦雷金诺村。在新政权中有了一席之地的科马罗夫斯找上门来，表示忏悔，要求拯救日瓦戈和拉娜，两人将信将疑，但还是抓住科马罗夫斯基伸来的援手，但雪橇承载有限，日瓦戈只得单独前往莫斯科，不料几成永诀，与拉娜失去了联系。

在叶夫格拉夫的安排下，日瓦戈继续当医生，日子毫无波澜，时光淡淡流逝。这天，乘坐公共汽车的日瓦戈透过窗玻璃看到匆匆行走的拉娜，呼叫未果，下车追赶心脏病发作，猝死在人行道上，这种死法，堪称神来之笔。

在原著中，科马罗夫斯基是地道的坏人，拉娜是被他从瓦雷金诺村骗走的，安季波夫逃离部队，前来寻找妻子，发现拉娜被拐走，开枪自杀。日瓦戈孤苦伶仃，徒步走回莫斯科。影片对原著的几处修订，均有相当的道理，尤其是对科马罗夫斯基的改动，原著高明。使得这位曾遭异化的红色军官的形象更加圆通、可信。其实，即便是所谓的坏人也终究是人，当条件许可时，在良心驱使下，有可能行善赎罪，闪露出一零半点的人性光辉，这属于常识的范畴，不知著作人为何不如此这般地书写，或许与当时的环境有关，要么就是源于认知方面的短板。

法国作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加缪指出，《日瓦戈医生》是伟大的作品，它满了爱，并不反苏，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英国作家们在声援、营救帕斯尔纳克时曾联名表示:《日瓦戈医生》是动人经历的见证，不是政治文件。其实，之所以在理解上引起分歧，主要是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坚持性化写作的结果。作者不服从任何政治观念，敢于直面生存困局，尊重真切感受，不愿违心地书写生活。当然，纯粹以理性判断来反映生活，可能影响到他对现实事件的评价和切入生活的审视点。

《日瓦戈医生》展示了1905年革命、一次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的生动画卷及残酷景观，对俄罗斯的历史沧桑进行非政治解读，透射出判意识和超越眼光，揭示现实与历史洪流巨变中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历史进程的荒诞性。尽管色彩斑斓，夹杂异物，发出不谐和音，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经典。能在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病态社会文生态环境中孕育出如此伟岸的文学精品，帕斯捷尔纳克无愧于俄罗斯优秀子孙的称号。

用正统的意识形态的眼光打量日瓦戈和帕斯捷尔纳克，很容易将其打入病态人、颠覆者、坏分子、反革命之列，然而，考量二氏的精神山河，窥其内心世界，却比许多自的革命者坦荡、高洁得多、其实，他们不是反革命，没有对抗过革命，而且对革命有功。他们真诚地生活着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者，是有贵族气息，文化操守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他们摆脱尘世的俗谛，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强权，异化和伪善，不见容于当下的社会，摆脱不掉一片冰心在夜壶的尴尬，他们是思想领域的先驱者，也是精神上的流亡者，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感悟，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对自由与真理的见解、关于哲学和文化的反思，不会被历史遗忘，终会被艺术接纳。

正是在种种顺、重重夹缝中，著作人携手主人公，完成了真人洁士的塑身，不论当下或当局如何打压埋汰，他们却是大大的良民。少数因一念之差坠入深渊的人物，也还是人不是鬼，并非人性沦丧的犬类，若是意外遁入他们的生命轨道，说不定也会插弄出更多的是非与罪恶，事实已经证明，《日瓦戈医生》是文学史、电影史和道德史上的一片高地，是伟大的作品。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受审时，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在判处他们死刑的劝进文告上签名，并致信斯大林说:我在深受托尔斯泰信念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在喝母亲的奶水的同时，吸吮了这种信念。您可以支配我的生命，但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决其他人的生死。不知什么原因，斯大林处死了百依百顺的作家、记者科利佐夫，却没有抓帕斯捷尔纳克，只是将其打入冷宫。这种政治上的迫压，手段阴损毒辣，侵害了作家的健康。

迫于政治压力，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取诺贝尔奖，但仍然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他的身体迅速恶化，“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终年70岁。1986年，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这一天来得太晚，但毕竟来了。他是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唯一位未因获奖而取得荣誉，反而招致耻辱和灾难的作家。

1990年，美国电影学院为大卫·里恩颁发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