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与司马迁这对CP，究竟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遇上中国古代史学大家司马迁，究竟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西方史学开山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历史》与《史记》《左传》等中国古典史书在写作风格上又有何不同？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德国古典学者穆启乐开启了对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比较研究。他选取古希腊罗马与古代中国史家的传世经典加以对照，以深厚的文献爬梳能力，从史学主题、史学作品之意图及其对历史过程之解释入手，如抽丝剥茧般展示了古代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史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中西文化基因的根本分歧。

文章节选自[德]穆启乐：《古代希腊罗马与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

不断有研究指出，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在宏观结构上与大多数（包括上述）希腊罗马历史著作有根本不同。后者在结构上的共性是按照事件发展的前后联系、先后顺序推进叙事，尽管其中也穿插离题之笔，但大体上以时间为顺序记述史事。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罗马史学家均采用这一结构，无论是撰写长时段历史抑或处理特定的单一事件。

《史记》的结构则与之全然不同。司马迁将其材料分为各自独立的部分，又再次编撰成不同篇章，总共为五个主题一百三十篇。第一部分“本纪”共十二篇，记述了历代王朝统治家族的事迹，在特定时间以后（“秦本纪”后），脱离朝代而改为记述特定君主的事迹。第二部分“表”共十篇，司马迁排列整理了中国史上重要的人物和史事。第三部分“书”共八篇，记述了礼乐、历法、水利、经济等内容，在简要勾勒其历史发展后，详细地辅之以汉代的具体情况。第四部分“世家”共三十篇，部分史事与本纪重合，但其重点在于记述地方贵族家系的事迹。全书以第五部分“列传”作结，这一部分篇幅最长，共七十篇。“列传”部分以传记为主，但不限于传记；首要描写政治人物，也涉及文化名士；既为个人作传，也记述群体的事迹。

在着手比较《史记》与希腊罗马史学著作的结构差异前，仍需简要澄清，《史记》的体例是否能代表中国史学。对此问题应予谨慎的肯定。首先，在《史记》以前，中国古代史书的典型特征是没有连续性：《尚书》记载的是顺序不相关的言论、命令等内容，《春秋》以微言大义罗列史事，而《左传》——至少是司马迁所读过的、也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版本——依照事件的地点与人物细分章节。然而不应忽视，上述三部史书均属编年体，并不反映所记史事的前后联系。其次，更为关键的是，《史记》所创体例成为后世史学最重要的形式，《史记》自身也为历代史家奉为圭臬。断代史在司马迁以后盛行，在原则上均采用纪传体，尽管这当中历经变化。

司马迁

现在，我们将如何阐明《史记》这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与希腊罗马史学著作间的结构差异呢？这差异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此问题最详尽的论述来自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Prusek）。在那篇思想丰富、论证有力因而颇为深奥的论文中，普实克选取古希腊史学作为西方史学代表。其首要论断是，倘若探究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史学间的基本差异，应结合两者在文学史中的主要差异来理解：史诗诞生于希腊文学肇始之时，并在日后发展为核心的文学体裁，反之，在中国文学中担当这一角色的是抒情诗。欧洲史诗以叙事推进的均匀和连贯为特征 ，而中国诗歌长于并列不同意象，烘托整体氛围。普实克继而将中西方文学和史学的形式差异和两者内容上的区别结合起来探讨：“在任何情况下……西方史诗关注的是个人的、特定的、不可重复的内容，其刻画与描述宛若一条均匀的河流，如同一串坚固的锁链，这也是欧洲文学与史学的主旨。而在中国，人们的注意力明显集中在全然不同的事物上，他们不关心特定的和不可重复的事物，而是在意整体、规范、原则、法律等等，这种关注全局与永恒效用的取向，赋予了史学以中国文学——尤其是其主流体例抒情诗——的基本特征。”

普实克的第二个论断很难成立。首先不能认定，史诗在何种程度上比诗歌更关注个人。对希腊史诗与希腊诗歌而言，这一点并不适用。而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可与抒情诗相提并论的史诗。其次，认为希腊史学关注特性而非共性的观点同样不能令人信服。这不仅与希罗多德和波里比乌斯相左，对修昔底德更是误解。后者的主旨正是在特殊事件背后挖掘历史的普遍性。

然而，上述分析并不否定普实克的主要论点，即中国史学的特殊形态与其对抒情诗的高度尊重有关，而西方史学的特殊形态与西方史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连。以下论述也将遵循这一慧识。

为此，我将首先修正普实克的这一观察，并从历史上找出更明确的形式。在我看来，不仅应将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史学的结构差异和分别占据中西方文学史主流的抒情诗与史诗联系起来考虑，更具意义的是，应具体研究《荷马史诗》与《诗经》的结构差异。前者属于希腊罗马文学中的开山之作，并迅速成为经典教育文本，而后者在传统看来为孔子所收集和赞赏，是一部具有不同来源、不同风格和不同内容的诗歌总集。在中文世界中《诗经》成为“文化文本”，其价值与《荷马史诗》之于希腊罗马文学相当。只有经过这般考察，文学与史学间的异同才清晰可见：在西方，史诗叙事宏大，却内容统一，其历史著作虽有追溯前事和题外之笔，却也遵照统一的、以时间为序的叙事原则；在中国，《诗经》分为四个独立部分，其中两部分按产生地区再做细分，每部分又包含众多不同的独立篇目。《史记》以类似方式分为五大部分，共一百三十篇。如此简要勾勒出的中国和西方诗歌与史学的相似性，提请我们将这两个领域看成是一个整体，并且在阐释其中之一（史学）时，同时也要考虑到另一领域。

将讨论置于抽象层面上无疑是可行的。人们还可以采用近年来由比较科学史发展而来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现代自然科学在西方而非中国诞生，其原因在于中西方思维方式上的普遍差异，而此差异又与中文和印欧语系语言结构间的重要区别有关：中文使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趋向协同，将事物并置，从全局出发关注它们间的相互联系；而西文使西方式的思考易于形成主从逻辑，倾向将事物置于明确的因果链条中，确立纵向联系，这种方法也是牛顿物理学的特征。

这一理论关照的是中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差异，然而这里并非评判它的解释价值。显而易见且有趣的是，“并列—主从”的对立也适用于《诗经》《史记》与《荷马史诗》以及希腊罗马史学间的主要结构差异。相应地，这种对立亦可描述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一般差异，如果人们愿意承认这种普遍差异的存在。

这种思考并非毫无道理。然而不得不承认，它同所有抽象层面的思考一样，本身不尽如人意，因为对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来说，它们与具体现象还相距甚远。

希罗多德

因此，我们回到更具体的层面考察中西方史学的结构差异，思考在普实克指出的差异外，在个人取向与整体利益间，它是否还与内容相关。以此为切入点，我认为该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可做如下论述：《荷马史诗》以及希腊罗马史学与《诗经》《史记》间的结构性差异与两者的内容差异相关，前者以战争和行动为导向，后者着眼于和平和状态。下文分两步对此予以证明。首先以史料说明中西方作品的内容差异确实存在，其次论述两者的内容差异与形式差异相关。

初读《荷马史诗》和《诗经》，会发现所谓的战争与和平的不同取向并非绝对：对人类生存的和平状态的描述虽然没有出现在《伊利亚特》中，却可以在《奥德赛》里找到；同样，《诗经》中的若干篇目也涉及战争。然而，在希腊史诗与中国古诗中，不同题材的权重显著不同。《伊利亚特》的主题是特洛伊战争的关键阶段，其叙事勾勒了战争全貌。这场战争也是《奥德赛》里始终存在的背景，由此主人公还乡的命运才得以呈现。此外，尤为重要的是，《伊利亚特》被视为史诗传统中极富影响的著作，而战争与战斗成为了整个古典史诗最重要的素材。反之，《诗经》包含了另一些主题。第一部分（《风》）讲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爱情与婚姻不仅出现在描写求爱与婚嫁的诗歌中，也包含在讲述幸福或不幸的家庭生活的篇目里；此外更有反映庆典、狩猎、游戏和舞蹈的诗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小雅》《大雅》）产生于社会上层，既以爱情、狩猎和庆典为题材，也涉及政治时事，它们描述（多为批判）社会时局和官吏的统治，但有时也称颂当下君主或先公先王的功绩。对统治者的颂歌集中在第三部分，它们为官方乐歌，由各国收集而来。尽管战争在这里作为军事功绩数次出现，但总体而言，它并非主要用于描述英雄事迹，而更多是叙述史事，反映穷兵黩武带来的耗费与苦难。回到史学，我们看到类似的情况。西方古典史学中的战争取向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便已初见端倪。尽管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不限于此，并且也关注文明的发展，即和平的历史，但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战争冲突仍是其作品的主线。因此，全书以吕底亚王国的历史开始——它是第一个与希腊人交战的东方国家，以波斯国王薛西斯入侵希腊的战役结束，这次远征在希罗多德出生后不久达到高潮，并最终决出胜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希罗多德笔下战争迷人的魅力，它来自那些伟大的军事将领。希罗多德认为这次远征的意义比以往所有战争，甚至是特洛伊战争，都要重大。

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在其著作开篇便已显现。他关注变革与运动，其程度越剧烈，他越是感兴趣。然而，历史运动的原型是战争，因此最举足轻重和记忆深刻的事件是重大战争，是倾尽全力、耗时长久、损失惨重的战争。修昔底德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前二十章证明，这场战争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

波里比乌斯及罗马史学家的历史观也相差无几，虽然他曾断言，若是人们想评价罗马的统治，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地区臣服后的形势上，他还认为罗马史学家比希腊史学家更关注国内政治事件。然而在李维的历史著作中，长达十卷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使人印象深刻。同希罗多德描写薛西斯远征、修昔底德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李维在叙事前也将其笔下的布匿战争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几乎更具说服力的是塔西佗的名言。他感慨早期帝国时代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这本身即是其历史著作中值得一书的重要题材（《编年史》：4. 32）：“我自己清楚，我已经叙述的和将要叙述的许多事情看来也许无关紧要、不值一提；但是不应当把我的编年史和那些人书写的早期罗马人民历史等量齐观。他们不受限制，所记叙的是重大战争、攻城略地、被击败或是被俘虏的国王，或者如果他们讲述内政，那就是执政官和保民官之间的不和、土地法和谷物法、贵族和平民的斗争等等。但我所写的事情都在狭窄的范围内，也不光彩；因为当下是一个长期的和平时代，或者伴有些许骚动。罗马的气氛凄凄惨惨，皇帝也无心扩大帝国的疆土。可是，揭开事件表层向里面看去并非没有益处，因为这些事件在初看时似乎无关紧要，但它们往往引发了历史上的重大进程。” 十分明显的是，这里所体现的仍是源自荷马的动态历史观，它认为历史的本质是重大运动，因而在历史著作中更关注一定时期内内政外交中的纠纷与斗争，而非内外局势的和平。

罗马历史学家蒂托·李维

中国史学中的历史观念与之迥然不同。《尚书》所收集的“史料”，即君王的言论和命令，多数记载良好的统治、与臣下得当的交往、和平时代的史事。在《左传》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它符合所记年代的真实历史，因此其叙述中不乏众多战事，另一方面，《左传》中对战争本身却惜墨如金。相较之下，它尤为关注君主是明君还是恶主，他对臣下是兼听还是专断，对子民是关心还是漠视。

对上述论证至关重要的是，司马迁的史学兴趣与西方史学家的关注点同样存在分歧。《史记》开篇记述了上古传说中的君主，将其促进文明的事迹置于赫赫战功之前，例如整治河道以防洪水，为行政机构设计精密秩序。同样，司马迁对后继君主们致力于和平解决内外冲突、改善人民生活的举措倍加赞赏。此外，正如我们在内容概述中已经看到的，全书有独立章节讲述“和平的历史”，如礼仪和音乐、水利系统和经济问题。最后，《史记》的最末部分篇幅最长。司马迁不仅为官吏和将领立传，也记述了作家和哲人的生平，其中还有一篇以成功的商贾为对象。我们在此甚至能找到一个简明的“自由主义”（或者用历史的正确说法，“道家”的） 经济理论，更使其所呈现的图景趋于圆润。

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能断言，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史学、希腊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差异与两者如上所述的结构差异相关？要回答这一问题应再次详细考察，《诗经》与《史记》因何原则而有所侧重，以至于相较于整体的事件联系，它们更为注重较小的连续事件或个别的事件瞬间。

无论《诗经》还是《史记》的基本划分都首先反映了社会的分层。《诗经》的第一部分（《风》）以普通民众生活为对象，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小雅》《大雅》）产生于贵族阶层，其中周王室所作诗篇在第三部分中占有一席之地，第四部分（《颂》） 由国家重大庆典上的颂歌组成。与之顺序截然不同的是，我们看到，《史记》以记述王朝史事开始，之后在第四部分讨论地方贵族，第五部分《列传》则包括不少地位低微之人。其次，社会的分层弱化了地域间的区别。《诗经》中的《风》和《大雅》根据地域来源 的不同而划分其诗篇。《史记》如前所述分别为统治王朝和地方贵族作传，也直接依照地域谋篇布局。此外，两部著作都分开记述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诗经》的前半部分还充斥着来自不同生活领域的诗篇，其顺序也无规可循，而在后半部分中，政治题材的比重逐渐增加；《史记》的侧重不言而喻，第三部分《书》完全为其他内容服务，第五部分《列传》也记载了文人、商贾等人的事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两部著作均关注了诸多个人或群体，一系列事件和历史时刻也分别由此展开。

倘若我的理解正确的话，西方史诗与史学中并非全无强调之原则，而是以战争为取向。战争以其巨大暴力闯入人们的生活，由此展开其强大的凝聚力。治世中的各地区独立发展，往来较少，也互不干涉，而战争使它们在同一事件上紧密相连。人类活动的众领域，诸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和文学，在治世各自繁荣发展，乱世时则严重受军事活动影响，甚至为其所支配。治世中的社会各群体和阶层尽管交往密切，但均在其各自生活领域内保持独立，乱世时则一起屈从于暴力统治。个人自然也是一样，在治世时尽管生活在共同体内，却依照自己的方式，而战争使人们共同陷入外敌的威胁，从而增强了人们的归属感，使其摄取、聚集了生理和心理的全部能量。最后，战争的凝聚力同样在时间的维度上展现，即体现在事件本身：战争以暴力打破了人们的生存现状，致使大部分单一事件影响深远，并推动其后续事件发展，事件间的现实联系也显著增加。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战争在西方古代史诗和史学中位于其中心，向观察者呈现的是激烈的一致运动，一连串连贯的事件。相应的，战争与作为其呈现媒介的连贯历史叙事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早期文学和史学尤为关注的是历史中和平的一面。就认知而言，这是一种发散的现象，因此更易于在有关不同方面和日常生活问题的短篇诗集中表达出来，也更易于通过包含多视角、反复重新开始、并分为独立的部分和章节的历史记叙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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