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传》里辨忠奸：一代能吏名臣章惇为何被定为奸臣？

一个人在他当时所处的时期，时好时坏，有哪些功绩又有那些过错，并不是他一人说了算的。特别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就连一代女皇武则天，在去世之后，也只留下一座无字碑，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作为后人的我们，对于前人的评价也不能一言以断之，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毕竟人无完人，就算再优秀而圣贤的人，都会有一些小瑕疵。我们只能说判断此人，功绩是否大过于过错，对当时的社会作出的贡献是否更大。

章惇是宋朝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是对宋朝局势影响很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对于这个人物的评论，历来都有两种说法。奸臣还是良相，双方各执一词。在宋史中，章惇被明确定义在奸臣一列，位列奸臣传之中。

史载：当宋神宗崩后，王安石去世，宋哲宗元祐间，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王安石变法受挫之时，章惇当时为枢密院使，为了维护变法成果，他强项敢争，明目张胆，肆为辨说。他针对司马光反对免役法奏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续资治通鉴》卷79）他直斥司马光为“村夫子，无能为”。直至被赋闲居家。

在《宋史·章惇》传中，把章惇为大宋江山立下的赫赫武功也当做一大罪状，谓之“肆开边隙”。然而，当时北宋边境危机四伏，北方与西部辽、夏虎视耽耽，南方交趾经常寇边为患。四川、荆湖一带少数民族也割地自据。在“和戎”政策上，以韩琦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驰武备、释寇疑；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则主张，修武备、振武功。王安石执政八年，收复河湟，幅员二千余里；平定荆湖“诸蛮”、四川“诸夷”，击败交趾（今越南）的入侵，基本上安定了当时的边境。而继承了王安石改革精神的章惇在经制荆湖蛮事三年多（1072—1076年）的时间里，招降“梅山洞蛮”、“五溪蛮”，击平“江南蛮”，并遣别将熊本招降“四川诸夷”，收复版图四五十州。

元祐时期，司马光当政，“诸蛮”、“诸夷”复叛，对西夏也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1086年西夏对北宋提出领土要求，“遣使求兰州、米脂等五寨。”而司马光、文彦博则主张与其让西夏武力取击，不如自动放弃“此无用之地”，且欲“并弃熙河”。变法派安涛固争之说：“自灵武而东，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邪？”前通判河州孙路《挟舆地图》指出弃地的危害，司马光才放弃这个主张。至元祐五年二月（1090年）保守派屈于西夏的武力威胁，结果还是将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割给西夏。

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章惇被启用为相。绍圣二年（1095），西夏多次犯边，章惇中止宋朝与西夏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一切行动，用浅攻挠耕之说，断绝每年给西夏的岁赐，进筑汝遮等城，命宋军进攻讨伐，陕西诸道五十多个地方开战。宋军进攻西夏，除硬探斩获首级更不计数外，斩首一万六千以上。绍圣三年（1096年)，夏崇宗李乾顺率五十万人亲征金明寨，杀死宋军两千余人，不久，宋朝置五十余寨。多次击败进犯的夏军。在章惇的指挥下，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章楶率军进攻西夏，收复洪州（今河南省辉县市）、宥州、会州（今甘肃省会宁县）、盐州、兰州（今甘肃省兰州市）、横山（今陕西省横山县）等地。宋夏投入数十万人的兵力交战，宋军取得了绥德、麟州等战役的胜利，斩首数万人，俘虏三万余人。此后宋夏双方多次展开大规模的攻防战，互有胜负。元符元年（1098年）宋军多次出击，斩杀了数万夏军，夏军四十万人进攻平夏城，章楶率军救援，击败防守的夏军，斩首两万余人，夏军开始撤退，章楶指挥宋军包抄反击，大破夏军，西夏损失惨重。不再能够大规模作战。之后宋军又在天都山之战中取得胜利，夏主震骇。以后，宋军进取南牟会（宁夏海原县）、收复葭芦寨（今陕西省佳县），宋朝在南牟会置西安州、葭芦寨置晋宁军。宋夏以沙漠为界，秦州成为内地，幅员一千余里，首尾相连。从此西夏丧失了战略主动权，经章楶反击之后，西夏国兵屡败，将士苦于战祸，纷纷投降宋朝。

正当宋朝大举集结兵力准备一举攻灭西夏时，西夏接连上表请求辽朝出兵，辽朝派萧德崇到开封劝和，提出让宋朝将攻占西夏的领土归还西夏，同时征集大军驻扎宋辽边境，作出大举南下之势。章惇拒绝了辽朝的要求并无视辽朝的劝和，最后宋朝经过谨慎讨论后，为避免进入三方作战的境地，充分展开了军事及外交双重手段对辽朝以及西夏施加压力。宋夏和谈，西夏向宋称臣，全部依庆历和议誓诏施行。西夏不断征集全国男性，多次倾全国之兵与宋朝展开大规模会战，战死和投降的人不计其数，元气大伤，逐渐走向衰落。然而，《宋史》对章惇的这些武功，责之以“肆开边隙”，而对司马光等保守派屈辱求和，弃地千里却不予理论，可见其中远近褒贬。

最后，关于章惇在宋哲宗死后讨论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再一次表现章惇的孰忠孰奸。史载他曾当着神宗皇后向太后的面，厉声反对向太后立端王赵佶，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宋史纪事本末》卷48）圆滑的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结果向太后决策立端王，即有名的亡国之君宋徽宗。章惇因抗争赵佶继位而再度下野，一贬再贬，最后死于贬所睦州。而其死后不久，北宋在徽宗玩物丧志中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靖康之耻”。

对此，240多年之后，元朝一代名相脱脱在组织修撰《宋史》时，亦不胜感慨：假如当初章惇的意见被宋廷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

宋史一篇《章惇传》，自此定格两宋第一大奸臣。而重读于宋史，反复校之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其他相关史料，再广泛考之于历史和现实，实认为章惇被列入两宋之第一大奸臣，可谓千古冤案。《宋史》等史书之所以将章惇、吕惠卿、蔡确等变法派中坚分子都列入“奸臣传”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这是继承了北宋衣钵的南宋朝廷“政治正确”的需要。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新的统治阶层既然不能将亡国的原因加于其父辈的玩物丧志和荒淫无能上，便必须为亡国受辱寻找“替罪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奸相蔡京上溯至改革派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第二，这是程朱理学成为宋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结果。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斥责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再一方面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二程是和王安石、章惇同时代的人。理学家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理，反对变革。程颢上疏宋神宗说，变法即使成功，“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动摇，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也。”南宋的朱熹也极言诋毁王安石变法，其《读两陈谏议遗墨跋》说王安石：“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得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宋史·王安石传》末了引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

《宋史》编者并认为：“此天下之公言也。”古代治史者都以程朱观点作为指南，贬谁褒谁可想而知。王安石幸免定为“奸臣”，是朱熹肯定了他“文章节行”、“道德经济”高人一等之故。而章惇虽然后期为相，但因为其一向恃才傲物，打击排斥异己较之王安石更加严酷，且其本身确有一些“小节”被抓住了把柄，因此才遭受到当世和后世诸多“保守派”的群起而攻之，也最终和吕惠卿、曾布等人被列入“奸臣传”里，替王安石接受历史的审判。

然而，今人评判历史，既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客观现实，又要超越于历史认识的主观局限性。纵观北宋末年之史，章惇的历史功绩和杰出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而章惇在为相后虽然采取了打击守旧派的严酷手段，也只是为了推行改革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手法，还谈不上卑劣。章惇应该算是北宋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改革家，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尤其是其运用军事手段，为宋朝开拓疆域，稳定边防，是一个勇于事功、敢于担当的能吏名臣，而且其最了不起的是其已然看到中央皇权帝制之下继承人的品德才干的至关重要性——也许，这正是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极力污蔑他的重要原因：毕竟，他看穿了他们的伎俩，识破了他们的把戏，并敢于藐视他们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