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五年》看明朝的文官制度

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我们以前所了解到的存在有很大的不同。在周朝的时候，人们信奉的是君权神授，君主代表天命，是一个国家具有的最高权威的象征。

而就明朝而言，虽然九五之尊仍然是以天命作为背景，但同时，他的权威却受到了道德的制约，即体现在文官集团对君主行为的约束等方面。

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废除了存在几千年的宰相制度，而在明成祖朱棣时期，由于个人精力有限，设立了内阁作为自己的秘书机构；至此以后，内阁的权利不断扩大，对本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万历皇帝时期，内阁的权利已经大到足以与皇权抗衡，而这种皇帝与内阁之间形成的制约在实质上就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制约。

究其本质，明朝实为一个文人治理的国家，重文轻武在本朝的政治制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多少年来，文官集团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迫使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而皇帝却没有办法抵制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

明朝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式，确为书中所说的那样，本朝的文官集团虽称公仆，实系主人；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作为根本，人们所遵守的并不是成型的法律条文，而靠伦理道德从精神层面来约束日常的行为，以此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这些伦理道德，往往来源于四书五经，而文官集团，熟读诗书，他们受到伦理道德的影响一般比普通人更加深入；由此，他们将这种伦理道德植入于朝政的处理，并通过官府条文，对人民群众形成教化。

伦理道德正是通过文官集团，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本朝的治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程度之深远超了以往的朝代。

然而，文官集团也并不是全然都以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的性格往往表现出双重性，有阳面也有阴面；阳，即道德伦理；阴，即私心贪欲。

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文官不是那种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人；而是他能够在阴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由此通过阴阳之间的调节，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虽然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一个正直的人就是要全然按照伦理道德的约束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不否认这种人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官场上，你会发现一个只有正直，只有阳面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是行不通的。

书中的海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深受民众爱戴，是明朝少有的清官的典范；但他凡事都过于认真，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不懂官场之间为人处事的奥妙，也没有看清文官具有双重性的本质，因而最终在官场不得志。

海瑞究竟是否为一个好官？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一个好官并不是就是说他一定要为人正直，而是在于他究竟为老百姓做了多少有益的实事，为国家社会的稳定付出了多少。因而，李贽评价海瑞说：“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

相比之下，张居正、戚继光等人在更值得称得上为一个好官；在张居正执政时，他推行变法、改革赋税、整顿朝廷官员作风、挽救明朝于危急之中，使明朝的景象焕然一新。

他虽然也独断专行、表里不一，但同时唯才是用，戚继光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才得以发挥才能。张居正虽不是一个好人，但也并非就是一个坏人，在明朝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况下，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专断独行而无视他所做出的贡献。

从大体上来说，他是功大于过的，至少他在维护明朝统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时，张居正身居首辅，享有极大的权威，正是在于他看清了文官的本质，懂得如何在阴阳进行取舍。

而戚继光也同样如此，在明朝这样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作为武将的戚继光能够成为民族抗倭英雄不是没有原因的；要知道在明朝，即使是对于战事，文官集团也有绝对的话语权，因而可以说，没有张居正以及谭纶等文官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取得成得成功的。

戚继光与海瑞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海瑞仅着眼于伦理道德，而戚继光则自足于现实。实际上，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在可能范围内，将他的理想抱负做到至矣尽矣。

在我看来，不管其手段如何，只要最终产生的影响是好的就足够了，这类人才更值得人尊敬。因此，对他们三个的评价，我认为海瑞只能称之为是清官，而张居正是位好官，戚继光也是个好将领。

诚然，文官集团的双重性自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他们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此时皇帝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应当尽心竭力地调节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要知道本朝以文官集团为支柱，如果他们之间的内部冲突过大，就不利于维系国家的稳定，因而朝廷最大的任务就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

相比张居正，申时行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虽然群臣都说他是两面派，但他在维持朝政稳定这一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在明朝这样一个文人治国的朝代，我们没法评判文官集团的好坏。由于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他们会为了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而遏制个人的特长。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对于皇帝确实进行了过多的干预，以至于对皇帝本身的积极性、以及意愿等进行了抑制。

万历皇帝少年时勤奋好学，他曾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在1587年，因立太子一事，万历皇帝他才彻底明白了文官集团才是这个国家正真的主人，他不过是这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而已；因而，至此以后，他态度消极，对一切朝堂政事漠不关心。

但另一方面，文官集团的优势就再于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国家并没有因为万历皇帝的放弃职责而使政府陷于瘫痪，就如书中所言，“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明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王朝，它有过许多奇葩的君主，甚至也发生过很多荒谬的事情：

有自封镇国大将军的明武宗朱厚照，也有二十八年几乎不上朝的明神宗朱翊钧，还有木匠手艺一流的明熹宗朱由校等等。

既然存在这么多不尽职尽责的皇帝都不禁让人怀疑明朝是如何统治中国长达276年之久的；在看了《万历十五年》之后，你会明白，这与本朝政治制度中的文官集团制度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