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走向仁智大国的中国

国际关系，风云变化，各国势力在这片丛林里进行力量与利益的角逐。中美贸易大战、东北亚局势变动、中俄关系屡生枝节……如此复杂变动的国际格局中，中国外交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王逸舟教授给我们的答案是：仁智大国。仁，克制强力；智，张扬内在。如此，中国这艘巨轮将会走得更远……

中国已是一个强大国家吗？

在笔者看来，“大”是肯定的，“强”则不好说。

从国家的体量、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军费支出和军事装备等硬指标衡量，中国多半能够位居世界前三的行列吧。说“全球新兴大国”，或“发展中世界第一大国”，应该问题不大。

“强”的尺度难界定一些，但仍然有线索可循。读者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技方面中国的某些差距，尤其与德国制造对比，与日本尖端机器人对比，与美国的芯片设计、军工实验室和航天技术对比，与英国在发动机、医学制药、生物育种和微电子方面的某些领先对比，哪怕与以色列、瑞士、瑞典、荷兰、芬兰这些发达小国的特有优势对比，中国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由大至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更关注的是中国在另外一些方面大而未强的问题。经常在国内外旅行的人，直观上会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尽管有钱，在教育、医疗、保险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供应方面却很不细致、不到位，且不说与发达国家比较，连一些人均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低于我们的国家都做得更好。从飞机上往下看，中国的进步相当显著，别说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连许多省会和中等城市都非常“新”且“炫”，然而一到日常生活的具体层面（如旅游景点的设施与服务品质、日常消费品的质量问题、百姓办事的各种不便、官员弄权的无所不在、信息网络的时常不畅），就会让人不适、不快。上述问题至少说明，我们的工作重心放置有偏差，较多的资源投向外表的翻新改造，较少关心对个人的理解与服务。深究一下，根子在重物不重人，重集体轻个体，重数量轻质量，重外观而轻素质。国家物质层面貌似快速变大，但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与气质并未真的强起来。仁智与实力的扩展没有同步。

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里，既有重大成就的获取，也有上述问题的折射。一些国家政府或公司现在当面把中国吹得厉害，更多可能还是出于资金或项目的需要，它们有时把我们政府当成“散财童子”，知道中国一些干部喜欢听赞美的话。私底下，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只是“跛足巨人”，一个在经贸方面有某些劳动密集型优势的大国，一个主要依靠汗水赚取辛苦钱的民族，而不太像智慧大国，不是那种在全球政治决策方面富有引导力的强国，亦谈不上在世界安全领域有广泛倡议权的民族。反观自身，我们一些在外出差的干部常露出财大气粗、看不起别国发展水平的样子，一些驻外使馆领馆工作的外交官花大把时间精力接待国内领导却不屑服务普通群众，一些游客和企业在海外缺乏遵纪守法、入乡随俗的自律，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国内成长阶段的初级性质和某些体制弊端的根深蒂固。我们某些媒体和宣传机构向老百姓和国际社会输送的东西，相当部分是虚假的或夸张的，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复杂感受，由于各种原因传递过来后发生变形（显得要么一味赞颂、要么敌对遏制），结果造成中外相互理解的困难与异化。常被提及的一个矛盾现象是：国内多数人认为自身仍然不宽裕、不发达，觉得我们政府在外承诺太多、援助太过，而国外很多人觉得中国是当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和特别有钱的国家、理应提供更多的外援；国内不少人认定中国外交太软，国外普遍感觉近年来中国变得强硬，外交和军事上咄咄逼人。国内“低估”与国外“高估”之间的反差，值得检讨与反思。

在本书的不同部分，笔者反复强调一个看法，即：真正强盛的风范大国，不光要有能与其他大国比肩的硬实力，更需要他国和国际社会服膺的智慧，有本国人民深切感受的仁爱。须清醒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硬实力确实提升比较快，虽然细致分析起来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可软实力（如民族优秀传统的光大、现有政治制度优势的广泛认可、外交方略的灵活多样且卓有成效、一般公民具备的高素质等）的改善要慢得多，不只存在诸多缺失，而且与世界较高水平的差距大于硬实力方面的不足。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在快速推进，整个民族的现代性还远未达标，我们的干部队伍仍处于由革命者向建设者的适应性转变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绝非一帆风顺。说起来，最近两百年的大多数时候，中国都处于受压迫与抗争、战乱与革命、造反与决裂的中外摩擦大背景下，真正讲合作、谋发展、安心建设、搞现代化不过三四十年。

归纳一下，中国外交经历了和正在经历三段历程。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外部世界，它们都非同小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是延安革命精神发扬和引导的一段时期。它的最重要使命，是结束长期的军阀混乱和外国在中国的势力分割，让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摆脱枷锁、站立起来；它始终在同列强进行抗争，先是同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峙，后来同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决裂，斗争哲学贯穿整个过程，乃至最终发展成广泛“输出革命”和自我不断革命的极“左”路线。它折射出20世纪50至7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那个时代苏联模式的深刻印记。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有其历史局限，其中最大的不足是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社会多样性受到严重抑制。在外交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实践及观念，在实现自身独立和带动亚非拉民族解放的同时，逐渐背离了中国人自身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全球化、信息革命、技术进步浪潮基本无缘。

改革开放进程使中国巨轮转向现代化建设的大方向，也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三十年充满经济成长的活力与动能。“告别革命、拥抱发展”，是一个简单却相当贴切的说法。无论内政或是外交，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下放企业自主权，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实现香港回归的“一国两制”方案，从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到中苏谈判边界撤军，从放弃“输出革命”到与韩国、以色列等昔日敌国的关系正常化，从“和平与发展”口号的提出到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及协议，根本上改变了此前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国家发展走向，使之完全服从于百姓温饱和国家建设的目标。中国在当代世界的角色，发生了由打碎旧秩序的革命领导者到参与国际社会合作的积极建设者的深刻变化。虽然中间有过挫折失败，中国人逐渐熟悉和喜欢上各种国际交往与合作共赢方式，逐步从现存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到比较中心的位置。应当说，这一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中国人均收入从很低的档次提到国际中高收入水平，中国成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带动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繁荣。

总体观察，“3.0”版的中国并非始于今日，它生发于改革开放年代，有点像邓小平时代的升级版，但又有新一代逐渐显露的特性与目标。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发展轮廓尚未完全成型，还存在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现在的领导人经常说，中国正在爬坡，不进则退。这话讲得不差。在笔者看来，中长期观察，存在大相径庭的两种可能：一种是，综合国力已经位居世界较前位置的中国，用更高的标准继续自身的改革开放，造福自身国民也造福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在国际范围，大力拓展海外利益的同时约束大国争霸和军事对抗的冲动，学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积极主动地与国际社会合作互利，在新一轮的全球治理和人类进步进程里，发挥富有想象力的建设性作用。在国内，加快政治现代化和制度建设步伐，落实法治社会、公民社会、多元社会和尊重人权的要求，在经济结构向国际更高标准转型升级的同时，推动社会政治的转型升级。这番景象当然也是世界之福，中国将日益成为全球进步和繁荣的一个引领大国。另外一种可能是，雄心勃勃的中国凭借日益增大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和经贸实力，与世界其他大国展开逐渐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与周边邻国特别是存在领土或海洋纠纷的他国发生武装冲突，对峙的局面由点至面、由弱渐强，“和平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共赢”遂成往事空谈。受这种由冷战到热战变化势态左右，不仅外部国家对中国的防范之心和围堵举措增加，国内的宽松方针与和谐氛围必然收紧，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情绪或据主导地位，着眼于中长期的建设和改革进程戛然而止，所谓“发展战略机遇期”将被聚焦于国家间博弈算计的传统权力政治格局所葬送。真到那个时刻，无论此前如何说“不另起炉灶”，要担当“负责任大国”，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将由前一时期的创造性介入和建设性合作，逐渐变成摩擦和抗衡为主的态势。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东方、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愿景遂成泡影。

没有人能掐算出未来的所有变化。应该意识到，中国究竟向何处去，除了一些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关键在于自身政治社会的建设方向，取决于高层决策者的选择和国民心态的塑造。

现在的中国，主要缺乏的不是硬实力或加快硬实力建设的推力，而是缺少冷静审慎与自我反省的态度，缺少让外部国家心悦诚服的软实力和制度安排，缺少对普通百姓权利的细致关照和对公民社会存在的法制保障。也可以说，“仁”的一面做得还不到位、不充分。

一个大国的“仁”，当然要以实力为基础，以外部世界对己方权利的尊重为参照，但它须明白“内圣而外王”，内化的仁爱与持久的仁政乃本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深刻道理。

“仁”，首先是一种道德规范，讲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理解和帮助，做事通情达理，不会一味自私自利，如古人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文解字，“仁”的本意是，两个人在一起，愿意共同往前走。当人与人之间牢固建立起这种关系时，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建立类似的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才有坚实的基础。假使一个社会内部戾气十足、人们成天喊打，很难想象它与周边邻国能友善相处。相反，一个仁智的民族，将明理达观、性情温和且富有韧性，有德行有志向，在自身不断壮大的同时，带动他人和整个人类的持续进化。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政府实施“仁政”，即做出充分尊重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安排，所谓“以德行仁者王”。综合先贤智慧和历史经验，仁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重百姓生计，“制民之产”、轻徭薄赋、仁民爱物，让人民有恒产恒心和不受官吏盘剥。这是仁政的经济基础。二是促司法公正，“察小大之狱并以情”，省刑罚、防株连、“罪人不孥”，做到仁至义尽、透明公正。这是仁政的法制保障。三是倡导以人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看到民心的向背对政治安稳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仁政的政治思想导向。四是用仁治天下，提倡以德服人、以智化危的王道治理，反对以力服人、杀人盈野的霸道战争。这是仁政的对外关系体现。五是善反思学习，修身自省、尽心知性，始终保持开放和谦虚精神。这是仁政的哲学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仁的社会特别重视作为个体的人、公民本身的权利，把对个人的尊重及公民权利的保障放到至上的位置，作为共同体乃至整个国家权利实现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检讨传统的思想观念及政治体制的不适应之处，认真纠正主次颠倒的问题，乃中国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也是我们国家赢得世界尊重的关键所在。○○○仁的国家里必然有一个开放和谦虚的学习型社会。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与古代相比，现代化进程呈现一种不断加速的进步以及适应这种进步所必备的自我学习能力。现代化进程不只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更要求一种内生且不间断的适应与学习能力。它不仅要求个体的人跟上这个节奏，也需要社会政治的决策者和思想及媒体领袖具备相关的气质与习惯。

看看全球史就不难发现，从古代社会一直到19世纪之前很长的历史里面，人类的生活水平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基本上没有质的改进，人们把绝大多数钱都花在食物上，住房条件相当简陋，医疗体系几乎不存在，服装只是满足最低的实用性，交通工具很少且谈不上舒适；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从前只有皇家和贵族才能享受的优越生活方式席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到了20世纪更是从精英生活方式扩大普及至一般消费者，人的工作时间更短、选择面更大（比如旅行闲暇比重加大）、劳动者的权利更有保障。是什么带来如此巨大的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以及启迪并源源不断推动这种改变所需的学习（创新）能力。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不管是物质享受还是收入水平），主要是知识水平的差异。比较世界各地经济政策和宏观目标的确立过程，一个显著的区别表现为对教育培训、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转化过程的重视程度不同。这里面，决策精英的谨慎务实、避免自大封闭、保持对外部先进经验的吸收，占有十分关键的位置。后发国家向学习型社会的转型，对这些国家人民福祉的影响和民族进步的作用，远远超过以往认为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积累促进的经济增长。

能否建立起学习型社会，是当下中国急需探讨的命题之一。笔者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到知识界和媒体，直至普罗大众，中国人普遍比较谦虚谨慎，认为自己国家与先进国家存在大的差距，所以开放学习的氛围十分浓厚，引进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及各种教科书非常多，以至有些批评认为那时“食洋不化、囫囵吞枣”。回过头来看，确有值得汲取的教训。不过，现在似乎走向另一极端：国内自信心膨胀，出国看不起别人，谁要说中国还落后，哪怕是某些方面不如人，可能遭遇严厉指责。总体判断，如今讲学习外国，借他山之石，不那么容易了，至少不太可能成为某种共识。看过最高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尤其是在国外的著名演讲，他一再要求既保持祖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哲学的精华，又坚持兼容并包、开放吸收他人长处的态度。只是私下时有担忧，我们现有的某些宣传方式，会不会误读中央的精神，导致社会大众乃至整个民族变得浮躁自大，中国变成重新封闭、自说自话的“井底之蛙”，变化到逐渐与“学习型社会”无缘的地步？但愿这仅是杞人忧天。本书所提的“创造性介入”，看重的是学习加创新。“有容乃大”。仁智大国的指向，是开放时代民族的包容性。

越是谦虚和开放的大国，越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越有独特的智慧与力量。

说到底，仁智不是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大智慧，是目光深远、胸有格局的体现。一个大国如果具备了仁智，它就会有一种淡定又强韧、不卑也不亢、对本土文化充满自豪同时对他者富有恻隐之心的气质，一种令国际社会和多数国家愿意接纳并追随的风范，一种可以带动整个人类进步和时代向上演化的力量。

有时，看看一些文学类作品时，经常为它们所包含、所表达的真善美所感动。联想起来，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这类表述似乎很少，相反在不少作者笔下和媒体报道中，国际政治里充斥着大量的算计、流血、阴谋和无助，仿佛这里天然是黑暗之地、是厮杀的战场，是弱小的被裹挟和强者的通吃尽拿。

正如观察盛了一半水的瓶子，不同的角度和心态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说：消极负面者只注意到“剩下的水不多”，积极正面者肯定“还有好些水呢”。所以，我们的读者如果跳脱出权力政治的博弈算计视角，就会发现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范围的进展与希望。

举例来说，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之后，首先做的事不是清算而是向曾经的对手和压迫者伸出和解之手，他就是一个让世界感动的伟人。不断增多的国际规范和公约，不仅对传统丛林法则和炮舰政策做出积极修正，加速了世界各地的互联互通和协作进程。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加入全球治理进程，一方面为国际政治和外交进程添加了新的动能，另一方面也让一直由民族国家主宰的国际事务变得丰富多彩。人类在21世纪虽不太可能结束暴力行为，但是军事蛮横的优先性及战争伤亡比从前有着显著下降。站在这样的视角加以分析和培育，我们的国民就会变得更加达观平和，我们的外交决策会充满创造性、建设性。

当我们的领导人在国际社会面前做出承诺，说中国作为一个进步的负责任大国，不会重蹈“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老路时，是以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看待现今的全球发展，尝试向外部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给定中华民族的深厚积淀和我们国家目前的规模能量，只要中国人认真履行这种承诺，恰当应对国际上的各种消极事态和不确定性，努力消除内部不适应进步时代的各种陋习，未来成为仁智大国是可能的。

在外交层面，国家的大智慧与小聪明的最大区别，是能否巧妙协调应用外事、军事和商务等主要政策性工具，规避恶性竞争和野蛮角力的陷阱，实现自身成长的既定目标。根据古人先贤教导，“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国邻国众多、环境多样复杂，加上传统权力政治的作祟，旧有的纠纷会时常冒出新的头绪，对我们的和平崛起进程及互利共赢承诺形成这样那样的干扰。只要掌控好应对各种外部不测事端的节奏，抑制住内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安排好外事与军事等关系，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

新一代的中国人，尤其应当努力拓展全球高边疆，提供更多品种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同样是走向仁智大国的一种里程碑，即：是否中华民族有眼界发现新的国际前沿与发展高地，是否有智慧和创意设计出国际上需要又于我有利、量力而行的解决方案与公共品。自然，这是从前革命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相对底气不足的中国政府无法应允的。不妨认为，它们是全球性角色的标配，应该是我们国家的新目标、新特质。

仁的社会，智的外交，二者间存在逻辑联系。

好的外交有长远格局，能够知进退。当发力则发力，当隐忍则隐忍。既不能坐失拓展全球利益和提升话语权的时机，也不可在无视国外关切和国人不理解的背景下强行当“带路大国”。创造性介入思想总体上鼓励积极有为的中国对外交往态势，特别是广泛活跃的各种斡旋活动，期待外交人即便在看似无望的困境中寻找解决难题和纠纷的亮点及突破口，坚守改革开放以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多元的指向，尤其是赞扬有想象力、体现中国智慧与“和合”文化精神的问题解决方案与思路，在国际关系中逐步树立有古老文明传统和东方智识的当代新兴大国的正面形象。同时，防止意气用事，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和“愤青式”口号绑架中国外交，以理性、健康、平和、沉稳的立场，抵制国际上的强权主义和霸道做法，遏止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的外部冲击。在当前国际关系消极因素和不确定性有所增加的复杂局面下，尤其在超级大国美国实施全球战略性收缩、不断削减其国际责任的特殊背景下，我们应当谨慎分辨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取代美国角色（及义务）的各种呼声和多重压力，认真梳理外交资源使用的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小心防备战略冒进现象。

外交的格局与智慧，归根结底来自民族的精神和国家内在的动力。如果公民素质不高，社会充满紧张，政府失信于民，经济陷入停滞，政治充满压抑，就很难想象外交人有积极有效的作为，很难指望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抱有正面期望。今天的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国家毕竟已经改革开放四十载，有取信于民的巨大建设成就，有取信于外的和平合作外交，不论内外发展尚存在哪些不足，它们是推动中国防止各种干扰继续前行的重要基础。现在重要的，不是沾沾自喜地讲大话，更不是着急向外部输出“中国模式”，而是细致体察缺失，认真弥补短板。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还处于中途，中国从经贸大国朝着全方位强盛的仁智大国的行进，依然面临大量的障碍与难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人的警言应时刻铭记存心。应当牢记，中国不是世界的“孤岛”，而是当代国际进步的一部分。须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跟国际技术、经贸、政治、社会的发达水平对照对接的尺度，衡量现有国内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诸方面存在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设的步伐。

（上文为《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的结语。）

王逸舟 著

ISBN 978-7-301-29524-3

62.00元

2018年6月出版

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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