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不到的“药神”，等不起的病人

遇不到的“药神”，等不起的病人

作者/慧超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一）

当一个“萎男”习惯了无效神油的疲软无力，徒然间用上了“嘿嘿嘿嘿”的伟哥之后，不免要满含热泪地呐喊一句：

“妈的，原来做男人是这种感觉呀！”

在我看来，口碑爆棚的《我不是药神》就像是那么一粒“伟哥”，让多年来习惯了粗制滥造，习惯了没剧本、没演技、没逻辑的国产电影观众，一下子钉在椅子上，感叹一句：

原来，我们也能拍出一部“正常水准”的电影啊！

当我昨天晚上从电影院出来，再一次回忆起朋友圈中早已经泛滥的称颂与赞美时，我内心中曾有的不适感已经被电影本身大大抵消。

我无意写一篇影评，或者说，我不觉得自己能写好“影评”这样的题材。毕竟，在我看来，现在很多所谓的“影评”，其实根本不能称之为“影评”，只是某种投机取巧的“剧本简介”或“背景简介”罢了。在这种“影评”里，你除了能享受到“剧透”的满满恶意之外，得不到任何超脱于剧本之外，有价值的东西。

而如果一名观众只是想了解剧本的话，为什么不去电影院里坐上两个小时，完整地把电影看一遍呢？

毋庸置疑，《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上一次让我有如此感触的国产电影，还是2年前的《驴得水》。

但《驴得水》的讽刺和寓言再精彩，它依然是一部“架空”的电影，既为架空，那么它所试图展现的批判和嘲讽，也不免就掺杂了些“懦弱”的成分在内。

《我不是药神》则不同，它有着沉重而惨烈的现实背景，“勇哥”确有其人，“走私仿制药”确有其事，这一切曾经真实发生过，且，依然仍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演。

长久以来，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人讳莫如深的一个领域。正如癌症病人不知道新药审批的流程有多漫长，编剧和导演也同样难以抓住电影审查部门的“界限”在哪里。

是的，我们太缺乏一部像样的现实题材电影了——或者让我们把“像样”去掉，我们太缺乏现实题材电影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酷爱电影，那么让我们回溯三年，乃至五年的国产电影。我想你和我一样会感受到荧幕上倒映出的巨大的“虚浮感”——真实的中国在哪里呢？一个更立体、更现实的社会在哪里呢？这片土地上，我们的苦难、悲怆和不幸，都跑哪里去了呢？

当我们习惯于电梯中、地铁上、餐厅里反复响起的令人尴尬的“Gucci Gucci Prada Prada”，当我们同样习惯于“龙标”之后的大笑、刺激、尴尬和爆米花时，我们也同样需要真实的记录和对苦难的反思。

其实，一部电影无法改变那些不幸的命运和惨痛的人生，但至少，我们应该记录在一个时代下，那些承担不幸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从不缺乏悲苦，而艺术创作本应该配得上这些苦难。

对于中国的文艺创作者而言，很多时候，你只要把现实的那一面如实地展现出来，作品就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张力和冲突。

（二）

现实里的勇哥在34岁的时候，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现实世界里的“格列卫”23500元一盒，勇哥吃了2年，花费56.4万。

他吃不起了——如果他想要活到50岁，需要准备500万。

生命有价，但你却无力支付，这才是人间最无望的惨烈和最深的陷落。

印度仿制药为勇哥开启了一道生命之门，一样的效果，价格只要国内正版药的1/20。从此，勇哥开始为自己和越来越多的病友，从印度代购仿制药——勇哥一分钱不赚，他是病人，深深地知道那个道理：

“钱就是命！”

被抓后，超过一千名白血病病友，联名上书为勇哥辩护。最后，公检部门撤销起诉，勇哥无罪释放。

如今，格列卫已经被列入医保，虽然在当下的医保体系下，它的售价依然高于印度仿制药，但至少看起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至少迎来了比那些没有“等到”的病友，更宽阔平坦的一条生路。

但世间重疾，不止白血病，人们无力支付的天价药，也不止格列卫。还有更多频繁往返仿制药国家的患者，还有更多的“格列卫”，正在重症病房里讲述着差不多的“药神”故事。

《我不是药神》里，研发正版药的药企，被刻画成了一个只顾利益不顾生命的“邪恶公司”。没有办法，电影需要矛盾和冲突，而指向卫生体制和药品批审制度的路已经被堵死，导演和编剧其实找不到更适合的“反角”。

但如果你真将病人的悲惨，归咎于研发药企高昂的药品售价，就不仅是错误，而且是愚蠢的——药品的研发费用动辄超过10亿美金，批判正版药，鼓励仿制药的生产和引进，最后的结果就是再也没有药企愿意研发新药，大家最后都无药可吃。

毕竟，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很多药品，是需要不断迭代升级的，因为病毒和疾病会不断升级和进化。

病友们的希望所系，最终依然指向的，还是医疗体制改革和药品批审改革，这两个宏大的命题。

好消息是，政策层面的改革已经加速，就在前不久，中国取消了部分抗癌药的关税。

（三）

很多人的生命，曾经在漫长的等待中，迅速被磨光了。

郑筱萸这个臭名昭著的正部级高官被判死刑之后，中国的药品审批风向突变，从曾经的“大跃进”，变成了“急刹车”——自此以后，中国病人想要吃到已经研发好的有效新药，光等一个批文平均就需要16年。

“批了可能会犯错，拖着或者慢慢批，至少犯错的可能性小一些”。在财新和南周的报道中，一些不愿具名的审批官员，做出了这样的表述。

可问题是，有太多的病人连6个月都等不起。

对于很多重症病人而言，新药虽贵，每一口都是钱，但最惨的却是“等药”，因为每一天都是命——很多病症存在窗口期，窗口期一过，即便吃上再昂贵的药，也已回天乏力。

重症病房里有最残酷的人间，其实，类似的事件仍在上演。

2016年，《南方周末》曾经有一篇“自制救命药”的报道引起轰动，新闻报道了一群重疾患者，因为等不起遥遥无期的“新药引进”，不惜以违法、中毒乃至猝死的风险，自制“救命药”。

如你所料，轰动的报道之后，相关部门开始彻查，卖自制药的人消失了，无数的病友一下子陷入到“等死”的境地。愤怒的病友和病友家属，跑到撰稿记者的微博上谩骂：

“考虑过那些无助的癌症家属吗？药企、有关部门会严打，导致很多人无药可吃。要有多少人死在您这篇报道上？癌症家属只求有关部门枪口抬高1cm，苟延残喘活下去，求您高抬贵手，撤回报道吧！”

病友们想活着，没有错。可是，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真的有错吗？

后来，这位记者又在南周上撰文，写了这样一段故事：

有一次，他遇到负责药品审批的官员，这位官员在知道他是《南方周末》的记者之后，愤怒地抱怨道：

你们把我们害惨了，写那个什么病人自制抗癌药的文章，把社会描绘得那么可怕，你们不该专挑社会阴暗面曝！

记者反复和这名官员强调：“这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极少数，极个别现象。”

最后，在《南方周末》的那篇稿子里，这名记者写道：

“我还是向他（监管部门官员）表示了希望能多交流，却深感悲哀，更为成千上万病人难过。他可能丝毫感觉不到自己手中的权利有多大，更感受不到那些生死线上的病人是多么渴望能救命新药。”

（四）

必须承认，平凡而卑微的我们，大多时候都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下。

在时代的激荡与浮沉中，平凡人的命途实在是一滴滴无足轻重的水滴，抑或只是那个浪头上一闪即破的泡沫。

目睹过一些人抵死的抗争，你才会明白，很多时候，很多人无声的死亡，才能推动社会的一点点进步。

每一点进步，都来之不易——尤其是，当你意识到这背后牵动了多少利益的时候。

所以，我强烈推荐你去电影院观看《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

类似的苦难需要被记录，被展示，被铭记，以及对于“他们”而言，更重要的三个字：

被改写！

因为某种维度上，“他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在“他们”的遭遇中，窥见的是自己的无力与孱弱。

就像《我不是药神》中，那个“吃掉了房子，又吃垮了全家”的阿婆，拉着警察说的那句话：

“谁家还没个病人啊，你能一辈子不得病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希望以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你身体健康，希望你等的“救赎”，能够早点到来。

我们过于平凡。

要相信自己一定遇不到“药神”，但我们每一个却都是“病人”。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