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的原型故事背后一个白血病患者的罪与非罪

图片来自《我不是药神》电影官宣微博

法律的世界里仍然有无数个给你自由的天窗。关于罪与非罪的讨论永远不会休止，因为其问题本身也是人类自身对于价值、伦理、人性、良知的不断拷问和思索。

图片来自《我不是药神》电影官宣微博

很久没有一部电影拥有如此撼动人的力量了。

由青年导演文牧野执导，宁浩、徐峥共同监制的喜剧片《我不是药神》今日公映。影片首轮点映结束后已经收入超过1.2亿元票房，网络上好评如潮。这部电影讲述了神油店老板程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独家代理商，最后帮助白血病患者而获得救赎的故事。

图片来自陆勇个人新浪微博

但实际上，电影的主人公程勇这个角色的原型也是一名“药神“，不过与电影不同的是，他同时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2013年8月下旬，享有“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被警方以涉嫌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警方采取人身强制措施。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陆勇被拖入了一场关于罪与非罪的舆论漩涡，直至2015年湖南沅江检察院对陆勇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案作出不起诉决定，其才得以脱离。

陆勇在2003年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为了维持生命必须长期服用名为 “格列卫“的抗癌药，而该药曾一度达到两万每盒的天价。14年，他偶然发现印度仿制药价格低廉，随后帮助数千病友购买抗癌药。

图片来自《我不是药神》电影官宣微博

想不到，这样“卖药”的做法差点使其身陷囹圄。

陆勇涉嫌犯罪的法律依据如下：在我国《药品管理法》第48条第2款第二项予以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同时，我国《刑法》第141条将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该条第二款直接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照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

由于陆勇帮助购买药品事先未获得批准，该仿制药存在被认定为假药的可能，同时，陆勇作为药品销售公司和病友之间的接洽人，其存在帮助销售的嫌疑。

以上的法律规定是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安全健康保障的考量，但是当媒体将陆勇的事迹曝光于媒体之后，网络上充斥着对法律的不信任和对法律的谩骂。

的确，普通大众看到一位热心的白血病患者因为帮助病友而入狱，伦理直觉告诉我们结果不应如此。当民众预期和法律规定之间产生巨大冲突之后，有些民众甚至觉得法律规定本身就是个笑话！

可真的如此吗？

今天的我们强调法治，不仅仅是从法律治理方面去考虑的，在法治的背后，体现着国家对每个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自由和人权是法治应有之义。

《刑法》同样如此，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法的法典，它的作用不仅仅是惩罚罪犯，且也有预防犯罪、保护法益和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到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功能。

刑法中的三大原则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更是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即《刑法》第三条中规定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说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图片来自《我不是药神》电影官宣微博

可是在陆勇这里，这所谓的“大宪章”最开始怎么失效了还让“好人入狱”了呢？

其实以上问题也一直是刑法学家思考的问题，正是对于什么才构成犯罪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考，刑法理论慢慢发展出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在考虑行为人是否犯罪时，不仅仅需要考虑行为人的外在行为，同时也要考虑到行为人的内心状态，故意还是过失？明知还是不知？主动还是被迫？

刑法理论发展到今天，在行为已经满足刑法所规定的条件外，不论是基于价值判断还是伦理正义，刑法典本身或者刑法理论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出罪”路径。

比如大众会经常听到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不满刑事责任年龄”，除此之外，还有并不怎么为大众所知悉的“事实认识错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受害人承诺”、“犯罪的但书规定”、“刑法谦抑性原则”等“出罪“的原理和概念。而对于以上概念的精准理解和把握是一个法官公正判决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名刑辩律师做好无罪辩护的不二法宝。

图片来自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网页

沅江市人民检察院针对陆勇的不起诉决定做出的释法说理的理由中也能够看到以上刑法“出罪”的理论的运用。

释法说理书中主要阐述了以下四个理由：

1、陆勇的行为不是销售行为；

2、陆勇的行为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

3、陆勇通过淘宝网从郭梓彪处购买三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并使用其中户名为夏维雨的借记卡的行为，违反了金童管理法规，但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4、如果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法司法应有的价值观，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相悖，与司法的人文关怀相悖，与转变刑事司法理念的要求相悖。

以上第一点理由运用的是“法律的体系解释”方法得出陆勇的行为本身不符合刑法关于销售的规定；第二点理由运用“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原理否定其犯罪的本质；第三点理由则直接运用了刑法中关于不是犯罪的“但书”规定；第四点理由则综合借助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人权保障价值”等刑法理念又详细向大众展示了陆勇无罪的内在逻辑，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刑法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人权的保障。

图片来自《我不是药神》电影官宣微博

除了陆勇案，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过很多个案引起了大家对于罪与非罪的探讨，比如“天津大妈非法持枪案”、“深圳鹦鹉案”、“大学生掏鸟案”、“于欢案”等众多的例子。

这些案件最初出现误判的原因主要是司法机关不重视出罪的理论和概念。而要想缓解这种矛盾，应当继续加强庭审实质化，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法官应当充分听取律师辩护理由，使律师能够在一个可对话的体系中展开对于罪与非罪的探讨，从而加强双方对于犯罪构成的理解，能让冤案昭雪，“让人民群众在每一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的确具有滞后性，特别是当法律的强制力以一种看似不合常理的方式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时，我们不禁会感叹法律的不近人情。无罪的期待和有罪的判决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更是让我们犹如坠入泥潭，挣扎却无力。

但是，正如我们在陆勇案中看到的，罪与非罪的定义并非一部刑法典所能全部涵盖，法律的世界里仍然有无数个给你自由的天窗。关于罪与非罪的讨论永远不会休止，因为其问题本身也是人类自身对于价值、伦理、人性、良知的不断拷问和思索。

法加，您的随行法律专家。

特别声明 | 以上图片来自电影《我不是药神》网络宣传海报、陆勇个人新浪微博截图、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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