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狼狈回逃的袁世凯，为何还能在晚清政坛迅速崛起？

1894年7月22日，一艘外国商船缓缓驶入天津港，商船抵达港口后，人们纷纷从船上走下，人群中不乏有一些在朝鲜谋生的中国人。此时，战争的阴云已笼罩在半岛上空，人们在紧张地议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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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小个子分外的显眼。他避开了议论纷纷的人群，径直的向前迈了几步又停了下来，他环顾着四周，竟有些发怔。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清帝国在朝鲜半岛抗衡日本势力的一张不可多得的王牌。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日本特工所鼓动的皇宫政变不仅被他及时粉碎（被日本人绑架的朝鲜国王李熙又被重新夺回），为了提升清政府在半岛的影响力，袁还操练了一支使用新式武器的朝鲜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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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朝鲜登陆）

但是，一手终究捂不过天，由于清朝情报和决策系统的失误等原因，日本在朝鲜的野心被大大低估了。当袁世凯得知近万名日军在仁川等港口登陆时，他再也顾不得自己的手下与盟友，趁着日军还未彻底封锁海岸，袁乔装成难民乘船返回了天津，于是也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袁返回国内后，并未因为擅离岗位而受到惩罚，反而又被派往辽东参与当地战事的指挥。只不过此时清军大势已去，1895年4月，李鸿章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袁也在短暂的外任后再次回到京城，因为一个新的任务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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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

甲午战争让李鸿章的北洋军一败涂地，元气大伤。但战败归战败，生活还要继续，军队也要重建。而袁世凯也因有训练朝鲜新军的经验等优势再次复出。

就这样，在天津小站这样一个方圆区区数百里的地方，袁肩负起了对7000人左右的新军的训练任务，而这次新军的训练，也为袁之后逐鹿晚清政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段祺瑞、冯国璋等近代叱咤风云的军政人物都从这支军队中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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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小站新军使用新式火炮不假，运用西方战术操典来指导训练也不假，但在内部组织形式上，其却同淮军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一言以蔽之，就是私人色彩极为浓厚（如同陈志让先生所言——“新军只是形式新，内容还是传统的那一套”）。

由于缺乏制度的约束，且部队中所聘用的高级军官多与袁私人交情深厚，袁在这支军队中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绝对权威。

1898年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等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西太后，在这一目标刺激下，变法派战将之一谭嗣同前往袁的住所同其谈判，希望他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杀死西太后和荣禄等阻碍变法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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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

而后来发生的事也如我们所知，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变法派在京师的力量也几乎被一网打尽。袁因告密有功而得到了西太后的重用，这也为袁的仕途上了一道双保险。

只不过，就在袁进一步强化对小站新军的控制时，一件大事发生了，那就是庚子国变，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

百日维新失败后，西太后对光绪皇帝恨之入骨，试图将他废掉以另立新君。结果，西太后还在谋划时，风声就走漏了出去。慈禧的这一行为立刻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普遍抵制，这让慈禧大为不满。

就在西太后为自己的想法无法付诸于现实而恼火时，一件更大的事发生了。此一时期，在帝国的民间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反洋教”运动，而这场运动的主要载体，便是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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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是一种秘密民间会社，其组织者公然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他们四处破坏西方教堂，围攻教民，在一些乡镇公然设立神坛，向围观民众传发神符和“符水”，并告诉他们喝了便可“刀枪不入”。

义和团的行为引起了清政府不少军政大员的反感，袁世凯正是其中一员。但慈禧对义和团的反应却恰恰相反，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中，她仿佛看到了利用“义和团”来为自己压制洋人干涉“大清国政”的希望。因此，慈禧不仅授意地方大员勿要阻止义和团的行为，甚至还暗中资助这些人的破坏行动。

慈禧的做法激化了清廷内部的矛盾，袁世凯曾建言朝廷要采取必要措施来约束义和团的行为，结果被清政府内的保守势力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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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袁也算是久经官场风浪的人了，眼看中央待不下去，他干脆向李鸿章、刘坤一等元老问计，在李等的帮助下，袁成功转到山东巡抚任上。而袁走的时候，顺便也拉走了自己所统帅的一部分新军精锐（剩余力量多在之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中崩溃），袁成功地使自己置身于“庚子国变”事外。

1900年，英法美俄日等八国对慈禧庇护下的义和团运动作出了反应，他们组成联军，攻打北京城，慈禧也针锋相对，干脆宣布对列强宣战。霎那间，人喊马嘶，平津地区乱作一团，京城一带的百姓堕入到了黑暗的深渊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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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前的北京城）

而此时此刻，袁在山东任上迅速安定了地方的局势，义和团也在山东地面销声匿迹。当他得到慈禧的宣战令后，他敏锐的意识到了，此时若一味的顺从慈禧的意思，不仅会让山东也蒙受兵灾，还会使自己将来乌纱帽不保。可是，如果自己单方面公开表示反对，也于自己处境不利。于是，袁把目光投向了周边地区。

慈禧的宣战令让袁处于矛盾当中，他决定试探一下自己的上司和邻省大员的意思。不久，两广的李鸿章、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上海的盛宣怀等清朝大员们的回信纷纷传到了袁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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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看完这些信件后发现，李等的意思同他不谋而合，那就是让自己的辖区处在这场斗争漩涡之外。于是，就在平津地区乱作一团时，南方要员们主动邀见列强的在华代表，向其传递自己会全力保护列强在华既得权益的信号，列强也表示认可，并保证不对袁等辖区采取军事行动，南方也得以免于战祸。由于他们的辖区多集中在东南地区，于是该事件得名为——“东南互保”。

1900年8月，慈禧在联军的打击下带着光绪狼狈的逃出北京城，平津地区被联军肆意蹂躏，慈禧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她匆忙向列强求和，并试图返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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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部分军官合影）

袁发现，慈禧此时的想法，同她之前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这正给自己表忠心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袁世凯与张之洞等便派出军队前往直隶保卫慈禧，并一路将她护送回京。慈禧大喜过望，不久便命他接任直隶总督一职，而对于袁之前“私通外国”的行为，慈禧也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

纵观“庚子国变”前后，袁的行为做的恰到好处。他既不因慈禧一时的喜恶而见风使舵，也善于把握时机去向慈禧传递自己忠心耿耿的信息，虽然这一忠心，有时候是建立在出卖他人的基础上的，但袁终在晚清的大变局中扶摇而上。下一刻，迎接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参考文献：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美） 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刘忆江著《袁世凯评传》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