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生活 | 你的旅行箱和士大夫的行李软箱

今天，人们外出旅行时都会用到拉杆箱。这种轻便行李箱分软面与硬面两种，软面箱是一圈箱壁采用硬质材料，但顶面为尼龙等软质材料，有些款型甚至底面也是如此，如此不仅箱体轻，而且方便安放物品。被我们遗忘的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外出游赏山林时，也会用到类似形式的轻型软箱，当然没有拉杆装置，只能挑在扁担的一头。

明人高濂《遵生八笺》卷八在「游具」一节，就介绍了这样一种「衣匣」：

以皮护杉木为之，高五六寸。盖、底不用板幔，惟布里皮面，软而可举。长阔如毡包式，少长一二寸。携于春时，内装绵夹便服以备风寒骤变；夏月装以夹衣；秋与春同冬则绵服、暖帽、围项等件。匣中更带搔背、竹钯并铁如意以便取用。

重屏会棋图中的带座箱

书中所谈，为士大夫出游时特备的盛衣箱。其形态乃是用杉木薄板围成匣体的四壁，然后外面蒙皮。这种「软箱」既耐磨损，又轻巧、易搬运，而且有伸缩度的顶与底增加了置放行李的空间，用于旅行时专门盛装衣物，确实是一项很成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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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遵生八笺》「衣匣」提供的线索，再去观察著名的《重屏会棋图》，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在这幅画作的右侧，长榻深处，安放有一只带座箱，式样颇为奇特。这只箱明显在顶面与四面之间有一道边棱，并且，这一围边棱在四角的部位还有花形贴片，显然为防磨损的皮或金属包角。最重要的是，箱正面的正中部位装有上下对合的花式饰件，应当是金属面叶，说明这一物件分为顶盖与箱体两部分。由此可以推测其形式，乃是于背面钉装合页，让箱盖灵活启闭。正面当中，金属面叶一半装在箱盖，一半装在箱体，二者之间可以加挂栓销或锁具。因此，这是一个颇为标准的带盖行李箱，样式、结构与现代箱具已经没有太大区别。

（传）五代 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 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非常醒目的是，它的顶面浑圆，仿佛一具柔软的包裹的形状，这就显示其箱壳并未采用木料这样的硬质材料，而是某种软材，如皮革、织物。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习惯使用的软面旅行箱，早在《重屏会棋图》面世的时代，就已经在中国古人生活中发挥作用了！《重屏会棋图》中的软箱放在栏座之内，是为了外出途中携带。需要搬运软箱时，就把长索固定在栏座四角，连箱带座一起稳稳挂在担头。这一方式的好处是，箱内所盛衣服物品不会直接经受绳索的捆绑，也就避免了捆绑可能引出的受损。

宋代楠木经箱上的面叶及锁具 苏州虎丘云岩寺原藏 苏州博物馆藏

被袋之流行于上层社会，是与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相关，官员们担心随时都可能遭受流放之灾，于是出门时永远携带着足够四季所需的衣服与器具。最初是用皮革制成的腰囊，但后来需要盛装的东西太多，就改成了本来用于长途旅行的「被袋」。所谓腰囊，推测即是腰形软囊，在唐代艺术中，常驮于骆驼背之上，因此也同样适合「置于殿乘」——被放置在主人坐骑之后的随从马匹的鞍背之上。照这一描述来看，代替腰囊的被袋也必然是软式包裹，可以驮在马背。

唐代金函上的面叶以及锁具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腰囊、被袋的流行，显然与唐代上层社会承自北朝的彪悍作风有关——男性成员既不像前代那样乘车，也不像后世那样坐轿，而是骑马出入。这样，如果随行要带很多器用物什，最好的办法就是仿效沙漠胡商的驼队的形式，由马或驴背驮一个甚至多个大软袋，跟随在自己的坐骑之后。

（传）五代 周文矩 琉璃堂人物图（局部）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中可见置于榻上的硬箱

到了五代时，官员每次进入宫禁，不仅率领成批陪从骑马直入禁门，而且还有专门驮「被袋」的马匹一起行进在队列里。卢损上书中希望抑制这种无礼而混乱的情况，但是，对策居然是：仅允许「将被袋马」一起随着大员进入光政门内，随从们则必须在门外下马。也就是说，在当时，「贵人」们不论到哪里都会有驮着被袋的「将被袋马」跟随在坐骑之后，甚至上朝时也是如此。这一奇怪的风气俨然「成俗」，成了不可破的规矩，所以意图「叙礼乐，道尊卑」的卢损也在此事上让步，没有将之视为积弊而加以革除的打算。

宋 佚名 春游晚归图册（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会有一只镣（或写作“燎”）炉（位于画面左下角人物所挑担内）——即以挂链挑在担上的移动式小炉，炉座做成四方式，与《重屏会棋图》中的软箱架样式接近。

总而言之，被袋原本是一种软质的包裹袋，从晚唐至五代，上层社会习惯用它承装满足奢侈享受的物品，离家外出时携带。值得注意的是，《资暇录》特别提到：「大中以来，吴人亦结丝为之，或有饷遗，豪徒玩而不用也。」按这一说法，早在晚唐时，就出现了「结丝」制成的被袋，所谓结丝，乃是指用藤丝、竹丝甚至金属丝编结的工艺。被袋一旦改为藤编、竹编、金属丝编，就换为了硬质的囊壳，如此以编结工艺做成的被袋为吴越特产，由于工艺精美，乃成为上层社会之间互相馈赠的佳品，甚至变成了某种仪仗式的陈列物，失去了实用性。可见，被袋确实发生了向硬壳式箱的转化。

（传）北宋 马远 西园雅集图（局部）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重屏会棋图》的整体画风以及服饰、器物细节都显示，其原本乃是五代时期作品。因此，很可能，在这幅作品产生之时，画中的软箱就是被呼为「被袋」，也就是说，这里恰恰出现了一只晚唐、五代备受精英阶层重用的被袋。甚至可以推测，《资暇录》所言「结丝为之」，并非是指用硬丝编结成整个箱体，相反，是仅仅以藤、竹、金属丝编成一圈硬质箱壁，顶与底仍采用皮与布的软料。如果《重屏会棋图》原本的创作年代确实能够定为五代，那么，开合式、加有金属包角、合页与面叶的软箱的出现时代也就至晚可以定为十世纪，同样，以带围栏矮座作为箱匣底座，以之挑上扁担的做法，也就早于宋代，提前到晚唐、五代之时。

敦煌莫高窟四十五窟盛唐绘画中胡商身畔的行李囊

还应考虑到的是，无论被袋，还是沈括所谈的衣箧，高濂推荐的衣匣，都是士大夫出游时的专备用器。《重屏会棋图》中出现一只软箱，绝不是作者无心之笔，而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的安排。在同一榻上，还有一只「照袋」——也可以称为诗筒——同样是五代时士大夫们外出游赏山林时必备的用器，近似沈括的「游山具」的「书箱」。也就是说，《重屏会棋图》特意在图画的一侧表现了两种士大夫当中流行的经典「游山具」。通过这两个细节，作者应该意在表示此处是一个士大夫雅集的场合，并且是处于野外的露天场合。

因此，《重屏会棋图》应该与皇家生活的场面无关。文献中，被袋、衣匣一直为官员、士大夫文人喜用，但并非帝王的仪式或排场的组件。从这个细节以及照袋的出现来看，这一画作似乎并非涉及传说中的李璟兄弟的生活掠影，而是在呈现士大夫的逸兴雅会。

原文作者：孟晖
原文来源：《紫禁城》2014年6月刊《士大夫的行李软箱 被袋、衣篋与衣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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