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丨当教育成了服务业，“春蚕”成了保姆，哪里才是教师的职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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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面对学生，教师逐渐丧失了对“熊孩子”的“批评权”，成为学生的“保姆”；面对家长，教师也不再是拥有人格平等地位的“先生”，而是日益沦为小心翼翼的“客服人员”；面对领导，教师则成了生产线上按指令机械操作的“提线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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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备忘录

最近，连续曝出几则与教师相关的新闻事件。

还是先来回忆一下，做个备忘录。

毕竟，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健忘的速度常常超过热点爆料的速度。

其一、5月初，湖南衡阳网友质疑当地某中学老师“收入不透明”，理由是“某些教师买了房子和小汽车”，“中学教师工资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和小车？”是不是“截留了学生的学费？”

其二、5月底，中部某省教师“散步”维权，遭遇粗暴“执法”；

其三、5月28日，河南西平县某小学教师因在微信群里公布了学生的默写成绩，引发部分家长不满，个别家长称“要老师登门道歉，否则就举报到教体局”。该老师深感恐惧，不得已在家长群里发布道歉信息：“忽略了个别同学的尊严……，以后学生在校学习情况不再往群里发了……，能力有限，做的不足，请大家谅解，也希望家长们多提意见和建议，请不要出了一点问题，就要把我告到局里去，我需要每个月2607元的工资养家，跪求各位家长了！”该老师随后向校方提出请假，后又提出辞职。

其四、6月5日，江西赣州某中学校长刘某，身为特级教师，江西省先进工作者，赣州市十佳校长，因抑郁症选择了坠落自杀。遗书中写到：“巨大的工作压力让我身心俱疲，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了，在天堂里我愿意继续做老师。”

其五、高考结束后的6月8日，四川资阳某中学老师杜某被家长舒某纠集的社会人员殴打，起因是杜老师曾制止舒同学在校“耍手机”“耍朋友”，家长对学校老师的管理不满，隐忍到高考后，“考后算账”。学生毕业日，正是殴师时。目前，行凶者已被刑拘。

其六、6月11日，安徽蚌埠，某小学老师因未能及时回复某女性家长的消息，该家长就口出污言秽语，在其他老师解释老师可能在做饭或休息时，仍冲到学校办公室对同为女性的老师进行暴打。其间，其他家长看不下去，在群内要求该家长道歉，该家长霸气侧漏：我有资格打老师，老师没有资格打我。

其七、6月13日，还是安徽，某小学刘老师因批评了课堂违纪的董同学，被学生的家长在路上堵截暴打，血流满面，额头伤痕达十几厘米。

看来，六月份不仅是考试月，期末月，也是“教师挨打月”“家长泄愤月”。

怒怼乃至暴打老师，不仅过瘾，而且安全。

结论：老师过街，人人喊打。教育俨然已沦为民愤极大的“众矢之的”，教师也成为如假包换的“弱势群体”。不要再奢谈“师道尊严”“天地君亲师”，教师行业早已“斯文扫地”。

0 2

无缘无故的恨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但却常有无缘无故的恨。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论者说是由于教师经济待遇偏低，所以社会地位走低，挨打不奇怪。

有观者说是缘于学校和教育局“甩锅”，不敢为教师维权，打了也白打，白打谁不打？

有观点说是源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教育沦为“服务业”，“服务”不合格，作为“上帝”的家长顾客们，就该打“服务员”。

有声音说是应试教育催生的压力和“负能量”，宣泄转嫁到老师身上，竟然没让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不打你打谁？

有专家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家长”，要提升家长的素质，可问题是，谁来教育“熊家长”？谁敢教育“熊家长”？

有群众说是不良媒体恶意炒作教师的负面新闻，助长了轻师、辱师、贱师的社会风气。

貌似也都有一定道理。

似乎又“隔靴搔痒”。

0 3

职业定位的扭曲和职业边界的缺失

个人认为，出现类似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其一、教师身份“职业定位”的冲突。

全社会对教师的职业“定位”与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自我定位”产生了巨大冲突。部分家长、部分媒体、部分管理层仍以传统社会“精神人”“圣人”“春蚕”“蜡烛”的职业标准来定位教师，而无视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教育早已不是传统的教育，教师也不可能再是传统的教师，越来越多的教师日益认同自己“普通人”“职业人”“经济人”的职业定位。两种定位之间的巨大反差必然带来剧烈冲突。

其二、教师工作“职业边界”的反差。

社会、家长、媒体，包括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层，对教师（学校）的职业边界缺乏科学界定，一方面不断扩大教师的职业“职责边界”，学校有成为“无限责任公司”、老师有成为“无限责任监护人”的趋势。另一方面，家长的强势、媒体的造势和教育管理层的弱势，又在不断压缩教师职业的“权力边界”与“权利边界”。责任和风险无限放大，权力和权利无限缩小，二者的强烈反差必然产生严重的恶果：教师不断缩小的职业权力不足以支撑日益放大的职业责任；教师缺乏保障的职业权利不足以对抗日益放大的职业风险。通俗说：挣的是“白菜钱”，操的是“白粉心”；被捆起来手脚，还得负责去抓贼。

以前述一系列教师新闻为例。

质疑老师不该买房买车，是因为某些人对教师的职业定位就是“穷教师”；

举报老师在微信群里公布成绩，是因为家长认为老师不具有反馈学生成绩的教学管理权；

优秀校长坠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承担了过多的非教学负担和考评压力；

高考过后暴打老师，一个诱因是家长认为教师无权将“熊孩子”停课；

未及时回复消息遭暴打，家长的逻辑是老师应该24小时全天候无缝服务。

以圣人的标准质疑教师的道德，以学者的批评老师的业务，以客服的方式要求老师随时在线，以民工的劳动强度证明老师的“清闲”，以发达地区个别名校的收入推断全国教师的“高薪”……这不正是对教师职业“定位”的扭曲和职业“边界”的紊乱吗？

0 4

教师、学校的职业边界有多混乱

教师的职业边界缺乏清晰的定义。

没有哪种职业比教师的职业边界更模糊的了。

“传道、授业、解惑”，本身就似是而非。

至于所谓“教书育人”，若“教书”尚有边界可寻，而“育人”，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定义域”。

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工作时间边界的扩大。

教师职业教师一天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几个小时？学校该不该像社会上其他单位一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社会上普遍认为教师有“双休日”和“寒暑假”。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内地省份大量学校的节假日早已名存实亡。迫于升学压力、学校生存和家长们的诉求，双休日加班和寒暑假补课现象愈演愈烈，毕业年级（初三、高三）尤甚，越是所谓的“重点学校”“名牌学校”，学生在校时间越长，老师无偿加班时间也越长。

2018年5月2日《中国教育报》第12版以《打造高中教育创新发展的范本》为题，报道了河北某县级重点中学的“特色发展之路”。文章第二部分的标题为“标准化人性化管理”，该部分用一段诗意化的语言描述该校的“先进经验”：当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校长便提前来到了学校，5:15成为校长的标志。在校园路口，学校领导会准时迎候着各位主任。处室主任每天早5:20，便在操场上迎候着各位班主任；班主任每天早5:25，笑容可掬地迎候着一队队朝气蓬勃的学生（跑操）……。如果此报道属实，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该校的校长、处室主任和班主任又是几点起床的？又是几点休息的？早上5:25开始跑操，那孩子们又是几点起床的？如此显著违规的作息时间，又是如何能作为“特色发展之路”的“先进经验”而大肆报道的？

其实，类似河北某中学的这种超负荷工作的“超长待机”现象，不仅在河北早已变本加厉，而且在内地大量省份也是愈演愈烈泛滥成灾。

前述安徽蚌埠的家长在中午给老师发消息，老师没有及时回复，家长勃然大怒。殊不知，中午本身就是教师的休息时间，教师在非工作时间没有义务一定要回复家长的常规留言。可部分家长自己却不这么定义，他们认为老师就应该24小时随时在线，随叫随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群已成了捆绑教师的新型枷锁。不少班主任对管理班级微信群颇感棘手，微信群引发的家校纠纷和家长之间的纠纷已屡见不鲜。

就笔者工作实践看，在深夜凌晨给班主任打电话、在中午休息时间给班主任发短信或微信留言，已经不是个别家长的个别行为。若是涉及学生急事儿、大事儿，尚可以理解，然而并不是。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让孩子给家长回电话；孩子的东西送到学校门房了；最近孩子表现咋样？……其实这些内容完全可以在正常工作期间联系老师。

当然，部分家长的逻辑可能是：上班时间教师在上班，我也在上班，我没时间发消息，教师也没时间看消息。等到我休息了，老师也休息了，正好我有时间发消息，老师也有时间看消息。所以在休息时间给教师留言是合情合理的。这种逻辑显然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家长在自己的休息时间联系教师，对于自己来说，是完成父母教育子女的“工作”，而对于教师来说，在这个时间段接收回复家长的消息，就等于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完成“工作”。道理很简单：教师与学生关系再亲密，毕竟也不是学生的父母。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是职业关系，不是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内部，是无须也无法区别职业和生活、工作与休息的。而职业关系内部，界定“工作时间边界”与“休息时间边界”是必须的，也是合理合法的。

部分伟大的教师乐意压缩自己的休息边界，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边界，固然是值得钦佩赞叹的爱岗敬业之举，但社会、媒体、家长并没有权力要求全体老师都按这种“高标准”去无限制延长工作时间。

当然，教育职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作时间段”与“休息时间段”划分的不够清晰。毕竟，学生的成长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学生的问题也不会有时间段划分。所以，教师职业，尤其是班主任岗位，从“育人”工作的特殊属性出发，常常需要利用休息时间处理班级工作中的偶发事件，很多时候很难区别自己的“生活”与“职业”。但，这并不等于学校、家长、社会可以无原则、无节制、无上限的要求教师全天候24小时“待机”。

“工作”不是上帝，工作更不应该是“魔鬼”。

“奉献”当然宝贵，但“奉献”不该是强迫，“奉献”的前提是“自愿”。

工作职责（内容）边界的扩张。

如果说教师的职业内容仅仅是“教书育人”，那对当下的教育肯定是太不了解了。现在的学校和老师，除了承担“升学任务”外，其他非教学负担之重，有愈演愈烈泛滥成灾之势。

其一、花样繁多的各类检查、评比、“迎检”、“创建”。

教学检查、质量评估、文明创建、卫生城市、安全校园、扶贫、继续教育、花园单位、交通治理、传统文化进校园、特色体育创建……名目繁多，推陈出息。上边千根线，下边一根针，如今的各种检查标准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细。每种检查都要有计划、有措施、有台账、有表格、有照片记录、有活动体会、有反思总结、有评比颁奖。作为业务性很强的事业单位，学校和教师为各种检查和“创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2017年5月，著名学者和知名资深班主任李镇西老师开展了一项题为《请问，是哪些因素让你的精力耗费在无效甚至无聊的忙碌中》的调查。参与此次调查的共有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787位教师，其中一个问题是：除了基本教学任务之外，以下哪些事情耗费了您在校期间的大量精力和时间？

调查结果如下：（多选）

如上表，“迎检”占据非教学任务的第一名；其次是非学校交办的非教学任务；第三名是完成各级各类的网上学习任务（如继续教育、政策学习、专业课时等。）

据笔者了解，某普通中学在一学年内接到的上级通知、会议、评比、检查总计590多项，可以说是很恐怖了。有的常规工作并不繁琐，可怕的是临时性突发性的“迎检”或“创建”，所有资料、档案、报表、数据、实物都要紧急突击，责任到人，按评估的细目逐一落实，其中不乏形式主义的造假充数。

其二、责任大过天、难度赛登天的各类“安全责任”。

不知从何时起，“学生安全”成了校园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校长们挂在口头的两句话：安全无小事、安全大如天。现在安全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展：运动安全、饮食安全、人身安全、财物安全、交通安全、心理安全、网络安全……，每一项都成为老师“不可承受之重”，尤其班主任，可谓“闻安全则色变”，几成惊弓之鸟。

举身边几个因学生安全引发的真实例子。

某学校住校生晚上翻墙出去上网，不小心摔伤，家长起诉学校失职。学校无奈，安排班主任在宿舍内值班。

前几年某学校新生军训期间，学生不慎摔倒导致骨折，年轻班主任承受不了心理压力，军训未结束就选择了辞职。

某学校走读学生中午出去上网，家长投诉学校管理不当。学校无奈，只得安排班主任到附近网吧蹲守，结果你猜怎么着？网吧老板纠集流氓揍了班主任一顿。

交通安全。不少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发出通知学校参与治理不规范的校车，可学校哪里有对社会校车的检查权与执法权呢？

饮食安全。还有奇葩管理层责令学校治理校外小吃摊。学校要求班主任管理本班学生不要在校门口小摊就餐，表示要将各班“违规就餐”人数纳入班级考评。试问：班主任如何有体力和办法去监管校门口的小吃摊呢？

心理安全。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毋庸讳言，有心理疾患的老师也越来越多），心理问题引发的人身意外伤害已不是偶发事件。据笔者了解，现在老师凡与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谈话都提心吊胆，与这些同学的家长交流也如履薄冰，唯恐一言不合就遭遇投诉或举报。部分老师迫于无奈，已养成了凡是和学生、家长沟通交流，必保留录音或截图以求自保的习惯。

针对教师和学校的职责趋于无限扩张的趋势，网上曾流传这样的一副对联：教书、禁毒、扶贫、网安、迎国检，眉须俱抓无所不能；下联：坚韧、执着、忍辱、负重、吃万苦，境界合一将封神。横批：班主任。

影响：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非教学任务上耗散了过多精力，在教学中必然会精力不足，降低教学质量是难免的。教学质量降低了，自然催生出更多的教育问题，更多的教育问题也会衍生出更多的“非教学负担”。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一个“负向反馈”的恶性循环。

问题：是不是学生在成长期间遭遇的所有事件都该由老师和学校“背锅”？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职责应该是无限大还是有限大？学校究竟在教育学生方面应该承担多少教育“职责”？哪些教育职责该是家长的？哪些职责该是“有关部门”的？“有关部门”到底该是哪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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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权力与权利边界的萎缩

不知从何时起，随着媒体和专家倡导“人性化教育”、“保护儿童个性”、“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规范办学行为”，学校办学的约束越来越多，教师的课堂教学自由度每况愈下，家长对教育行为的干预越来越深。

理论：按照管理学的一般规律，责、权、利三者应该是正相关：责任扩大，权力也应该扩张、利益也应该提升。

现实：与日益攀升的“无限责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校（教师）在履行职责日益缺乏起码的管理权，且教师的人身权利（经济权、休息权、健康权、人身安全权、名誉权）都每况愈下。

连锁反应：对教师赋权不足使教师履职能力受限；职业权利（收益）的贫困使教师履职动力不足；履职效果欠佳催生管理层更严厉的“问责”；当教师履职的职业责任越来越大，职业权力越来越小，职业权利越来越少时，教师履职产生的职业风险会迅速升高，而日益升高的风险大多都由教师直接承受（尤其是由班主任承担）。

▲职业风险和收益分布图

如图：纵坐标为“职业责任”，横坐标为“职业权力和权利”。假如军人位于右上蓝色方框，公务员位于右下粉色方框，工人农民位于左下绿色方框，则当下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显然已处于左上红色方框区，即“责任大、权力小、权利弱、高风险、低收益”。

如果用此坐标图对照校园内的教职工，大致可以做出以下划分：管理层位于蓝色区；行政人员位于粉色区；任课老师位于绿色区；班主任位于红色区。总之：距离家长、学生越近，发生职业风险的概率越高。

学校、家长、学生、教师的角色定位逐渐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

学校成了提供产品（分数）的“公司”、“工厂”；家长成了予取予求的“上帝”、“客户”；学生成了惹不起的“祖宗”、“熊孩子”；老师成了捉襟见肘束手缚脚的“奴隶”。

面对学生，教师逐渐丧失了对“熊孩子”的“批评权”，成为学生的“保姆”；面对家长，教师也不再是拥有人格平等地位的“先生”，而是日益沦为小心翼翼的“客服人员”；面对领导，教师则成了生产线上按指令机械操作的“提线木偶”。

教师进行正常的课堂管理，屡遭学生的投诉和家长的举报，背后是校方的软弱、和稀泥，教育局的甩锅、无是非，无良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断章取义。

案例：

近日，江苏扬州某小学，某家长在校门口扯横幅称：老师多次辱骂、殴打学生，天理难容！该家长同时在当地教育局门口跪地鸣冤。经调查，事实真相是，当事学生在英语课上无故大喊大叫，老师同学无法上课，老师让他到隔壁办公室，不要影响其他同学。结果该生在办公室肆意打砸，办公用品一片狼藉。通知家长来校领孩子，家长就说老师打了孩子，要举报要告状。又有其他家长爆料：此前该生曾在考试时将试卷扔在地上，老师用试卷敲打了他一下，结果家长以体罚为由起诉学校和老师，最终当事老师无奈赔偿三万元人民币。这种“熊孩子”背后的“熊家长”，已经成功发明了一种发家致富的“创业新途径”。

无独有偶，去年辽宁朝阳某学校，学生课堂违纪，教师用格尺打了一下，家长索赔，最后老师也是赔偿家长三万元人民币。该校校长对记者称：事情解决的很顺利，家长很满意。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当下的中小学，越是负责任的老师，产生职业风险的概率越高。屡屡曝出的校园师生冲突大多发生在“负责任”的“优秀教师”身上（如去年湖南邵东弑师案中的鲍老师，就是有口皆碑的优秀班主任。）。职业风险和职业收益的不对等，已经催生部分有能力的教师用脚投票：逃离公办学校。而更多的老师则选择明哲保身，竭力避免当班主任。

近期网传视频学生在课堂喝酒吃肉，老师安之若素无动于衷，其他同学也见怪不怪熟视无睹。

怪谁？老师不履职尽责？

有个地方叫“城乡结合部”。

这些地方的部分学生，早已不再是“熊孩子”层次了，完全可以列入流氓行列而不逊色了。老师要是敢上前制止，我估计这几个身强力壮的所谓“学生”敢当场围殴文弱年迈的教师。其他学生估计也是看热闹的吃瓜群众，至于学校管理层的“批评教育”又能有多大力度呢？

该是“校警”出面的时候了。

有些教育责任不属于教师，而是属于警察和监狱。

道德边界的“双重标准”。

有一个词儿叫“道德”。

这个词儿大约最模糊、最笼统、最善变的概念之一。

估计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道德的标准。

我大天朝大约是世界所有“文明国度”中最爱拿“道德”说事儿的国家了。毕竟“以德治国”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三观。

各行各业都该有“职业道德”，教育行业尤其如此。

毋庸讳言，既然教师从事的工作对象是孩子，是未来，是文明传承，那么，对教师提出较高的道德要求是必须也是恰当的。

这正是教师行业特别注重“师德”的原因所在。

人们去市场买西瓜，主要关心西瓜甜不甜、价格低不低。种西瓜的瓜农人品如何，卖西瓜小贩脾气是否暴躁，固然也可能会影响西瓜的品质，但并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

人们购买房子，主要关心房子的质量、朝向、户型、位置，至于开发商的私德如何，是否随地吐痰当众吸烟，并不是消费者考量的基本因素。

可老师，就不一样了。

由于教育的产品是“人”，是文明、道德的再生产，牵涉到未来整个民族的基本素养，所以，社会、家长、媒体在正常的职业服务外，对教师行业附加一个较高的道德要求，无不妥。

但问题是：

“较高的道德要求”该有多高？

是“圣人”标准？是“好人”标准？还是“普通人”标准？

把个别优秀教师的高道德操守当成全体教师必须奉行的基本规范，是否恰当？

社会、媒体、家长是否很容易将教师的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混为一谈？

规范教师行业基本准则vs宣扬感人泪下的道德楷模，哪个才是科学的做法？

要求教师无上限牺牲自己成全学生的，是否涉嫌“道德绑架”？

教师行业从来不缺乏感人肺腑、感天动地的正能量。案例：

河南林州衡水镇王生英老师工作的学校因水灾变成了一片废墟，王老师就将自己家的新楼房当成了学校教室；

河南濮阳第三中学的王老师，30多年来为学生煮过4000多枚“生日鸡蛋”，缝过无数的校服，买过无数的书包，做过无数的“病号饭”，经常为没钱回家的学生支付过路费；

河南镇平某乡村小学教师张老师，16年来逢雨雪天接送学生上下学，收入微薄，却先后资助了300多名儿童求学；

河南邢台的郭老师，安徽六安的徐老师，因腰疼，跪在凳子上给学生上课，批改作业。

河南濮阳的张老师，带着输液瓶上班，边输液边为学生讲解辅导。

……

讲真，身为一名老师，看到同行这些催人泪下的敬业水准，一方面是感动，一面是惭愧：同为老师，我，是真的做不到。

有病就去看病，带病上班固然感人，未免不利于教师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长期没有教室上课，该问责主管部门，用教师家的房子做学校，打的是谁的脸？

为学生支付路费，煮饭做饭，偶尔为之尚可，长期如此，已远超教师的职业责任，这是父母、监护人的失职。

以“道德”要求老师并无不妥，但以超出教师职责的“过度道德标准”要求教师无止境的奉献牺牲，就显得十足荒诞了。事实上，“高尚”往往是受益方对不合理的让利方的一种“补偿”，但切不可就此认为对方的“高尚”是对方应尽的“义务”，这不仅霸道，而且贪婪。

案例：

某学校某家长认为自己孩子的任课老师“水平不高”，自己孩子的成绩不理想。要求学校调换任课老师，被学校拒绝。然后该家长找到该校另一位“水平较高”的老师，要求其为自己的孩子无偿补课，该老师婉言拒绝。然后该家长将两位老师同时投诉，投诉第一位老师业务水平不高，投诉第二位老师不辅导孩子学生功课。

这是什么节奏？这是什么逻辑？

我的利益不能特殊保障，我就投诉。

反正你们学校和教师也拿我没办法。

以圣人的标准约束别人，以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这是圣人。

严以待人，严于律己，这是直人。

宽以待己，宽于律己，这是常人。

严以待人，宽于律己，这是啥人？

碰到圣人师，这是天上掉馅饼，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常态；

碰到直人师，这也该值得珍惜，毕竟现在认真的人不多了；

碰到常人师，这也还算过得去，至少人家态度还算不错了。

遭遇最后一类，该举报举报，该投诉投诉。

最可怕的是，自己是最后一类，还强迫别人当第一类。

引一段胡适先生的话吧：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传统社会中，用道德规范人际关系，其成本最低。

现代社会是城市社会、生人社会。现代社会中，用法律规范人际关系，其成本最低。

既然中国已经由传统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急剧转型为现代的城市社会、生人社会，还是多落实法律，少谈些道德吧。

还是多培养些现代社会的守法公民靠谱，把建设“中国梦”的希望寄托到满口仁义道德的真假“君子”们，如果不是天真，那就是愚蠢。

在拜金主义泛滥、功利主义至上的时代里，做“优秀教师”的成本越来越高，付出与收益不成比例；做“合格教师”也常常被批评为“不思进取”、“自甘堕落”。那总有一天，优秀的人才会成批逃离教师行业。

0 6

教师这么惨，为何你还不辞职

讲一件小事。

分班了，高一某班拆了。

一个小女生，W同学，被分到了我的班。

她学习超级认真，对老师超级恭敬。

不是装模作样的戏精，而是发自肺腑的单纯。

有一天晚上，我偶然打开他们原班锁着的门，进去挪一些桌子。

她看到原班灯亮了，迅速来到原班教室。

“老师，我拿点东西。”

她走到讲台附近，把墙上粘贴的课程表、座次表、教师辅导表小心翼翼的撕下来。

“这不都作废了吗？还要它们干嘛？”

“可上边印着老师的名字，还有同学的名字啊。”

“老师和同学们不都还在学校吗？”

“……，可这上边有老师、同学的名字啊，他们对我可好了。我不想让别人把这些给毁了，我想留着，老师对我可好了……”

“那你能保存多少？这辅导表、监考表可多了去啦。”

“……我已经保存了一些了，能搜集多少就保存多少。”

说着说着，这孩子眼圈红了，声音也有点哽咽。

听了这些话，我又好笑，又感动，又心酸。

当我在另一个班讲这件小事儿时，

班里和W同学曾经同班的好几个同学，竟然也擦起了泪水。

你看，不管家长如何误会你，不管领导如何压榨你，不管媒体如何糟蹋你，但，只要你对学生真的好，总会有学生记得你的好。

身为教师，你可能衰老的更快，你可能挣的钱不多，你可能会累，你可能会委屈，甚至可能会挨打……但有一点是教师永远的优势：只要你真心付出了，别人说你“好”的概率，比任何职业都高。同时，还有一点也要警惕，如果你无视这份职业的特殊性，别人说你“坏”的概率，也比任何职业从业者都高。

谨希望，教育的行业边界越来越清晰，教师的职业边界越来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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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隐蔽的历史

|编辑：校长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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