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瀚海 家风为帆 ——漫话梁氏家风及梁思永先生的考古贡献

作为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梁思永先生走向求学考古之路，离不开父亲梁启超先生的引导和家庭教育。梁氏一门淳至踏实，常思报效祖国的优良家风，仍为今人所津津乐道，传为佳话。以家风为帆，梁思永先生在考古学的无边瀚海中破浪前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梁氏名门：“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为人所熟知的广东历史名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1920年，梁启超47岁时摄于巴黎（本图片来自网络）

梁启超作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变革发展的一流学者和大思想家，在治家教子方面同样是一等一的“好手”，他将自己目光远大、爱国救国的教育思想成功运用到儿女教育上，儿女九人个个成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先生长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次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和幼子著名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三人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余子女在文学、图书馆学、经济学等各方面均有建树，故而梁氏家族有“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的美誉。

“双涛园群童”，1910年摄于日本横滨。前排：梁思成（左一）、梁思庄（左二）、梁思忠（右二）、梁思永（右一）；后排：梁思顺（左一）

梁启超和梁思永（右）、梁思达（左），摄于20世纪20年代

在与子女的400余封家书中，梁氏家教的魅力跃然纸上。在家书中，梁启超因材施教，对儿女的为人、治学、立业都给予了细致指导，为儿女未来专业方向的选择和确定提供重要的指导意见。九个儿女在不同领域取得成功，先后七人在国外求学或工作而无一人留居国外，这都与梁启超对子女踏实苦学、报效祖国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

图为梁启超给孩子们写信

开拓之功：梁启超、梁思永父子与中国考古学

早在19世纪中晚期，现代考古学已率先在欧洲诞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巨匠的梁启超，是最早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1917年，梁启超还随时任广州文庙祭祀官的谭镳呈文致函，要求广东政府保护广州东山龟岗出土发现的“黄肠木刻”，可见其对考古十分关注。1926年，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来华，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做了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讲，他指出，凭借中国悠久的历史，首先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其次注重方法进步，定能使中国考古学在世界上占据极高地位。

作为儿女们最重要的人生导师，梁启超针对儿女的禀赋和天性精心指导其专业道路，梁思成、梁思永二人分别专攻地上建筑和地下考古，肩负其保卫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重任。正是出于梁启超的期望和引导的结果，1923年，梁思永先生在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发掘，致力于研究东亚考古。在美国求学期间，梁启超多次致信勉励梁思永苦学本领，将来好回国报效。

此信是1927年梁启超在听完李济的报告后，给还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永所写，信中写道：“李济之在演讲中说，他们‘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的人还在美国······是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在西方接受过正规考古学和人类学训练后，1930年，梁思永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学者，在实践中建立起科学的考古方法，以其自身深厚的学识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是中国考古史上一座划时代的丰碑。在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历程中，梁启超、梁思永父子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惟实求真：梁思永的考古实践与贡献

从回国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七年间，梁思永先后参与昂昂溪、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在田野发掘中注重科学方法的运用，使中国田野考古水平迈向新台阶。其中，昂昂溪五福遗址的发掘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奠定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

1931年秋，梁思永主持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寻找到了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的另一支黑陶体系，使得当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他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为中国田野考古确立了整套发掘方法、技术规范和原则，至今仍为学界所尊奉。而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是我国田野考古的直接和主要源头，从1929年至1937年共经历15次，梁思永参与了其中的6次发掘，是殷墟发掘的顶梁柱。在其主持的后冈遗址发掘中，梁思永在地层上证明了小屯、龙山和仰韶的先后关系，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国考古地层学成熟的标志，也为其赢得了“中国考古地层学之父”的美誉。

1935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有重大发现，梁思成闻讯赶去祝贺时合影，左为梁思永，右为梁思成。

整个抗战期间，梁思永因在1932年田野考古中患烈性肋膜炎而落下病根，缠绵病榻，1941年夏，肺结核发作，1945年实施大手术，截去几根肋骨，受伤的左肺萎缩下来，身体十分羸弱。1948年，梁思永与梁思成、郭沫若、董作宾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这是对梁思永考古成就和学术定位的最好肯定。1950年8月，梁思永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坚持以带病之躯主持所里工作，为新中国培养考古人才，1954年4月2日因病逝世，梁思永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中国的考古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