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计划生育中，一直还有个隐秘的二胎实验特区

时拾史事 2018-05-12

作者 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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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专栏|老照片 文/宋燕

2015年底，中国终结了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政策，允许生二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只生一个好”走入了历史。多年来，为了控制人口，名为“计生委”的机构采取了很多强制措施。

其实，在30多年的计划生育过程中，一直有几个地方，就没实行过一胎政策。作为一个隐秘的试验田，这些地方一直允许生二胎，20多年的结果表明，生育率也在降低，无须强制，自然地实现了“计划生育”。

这些地方之一，就是山西省临汾市的翼城县，一个人口30来万的地方。1982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同比增长了25.5%，山西省同比增长了28.4%，临汾市同比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2000年，翼城县的总人口是30.023万，人口出生率持续低于9‰。

此处可以得出结论：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须强制控制，人口也会慢慢降下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1978年秋天,中央根据形势发展要求,决定在党校系统开设人口理论课。1979年12月11日至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国人口政策的里程碑，在会上，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案。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次会议只是为人口政策造势，但也有人认为，当时的会上也是有其他解决方案存在的，并不是仅有独生子女政策一个。

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数学家团队按照自己的计算，认为当时主流的两步走方案——即第一步争取198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以下；第二步，到2000年，争取达到零增长——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论文很快销声匿迹。

当时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认为“一胎化”政策会有大问题。首先让中国农民普遍接受只生一胎几乎不可能，强制流产只会增加妇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此外，在对部分地区的样本分析后，他发现“一胎化”从长期来看，会对社会和经济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人口老龄化，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倒金字塔”人口年龄结构。这不但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和经济问题。他的发言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后，许多人认为梁中堂是危言耸听。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同志甚至不解地认为：

“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几个月后，经过计算认为二胎、三胎政策会令中国人口继续膨胀的论文《人口控制论》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同时，独生子女政策被解读为唯一能够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办法。1980年9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省计生委顾问的梁中堂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受到中央重视。7月30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该文批示说:“送耀邦、万里、乔木、依林、启立同志阅。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

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此时的翼城是山西省计划生育先进县，然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在为群众的抵触和背地里的谩骂发愁。

当时的翼城县领导见到梁中堂后主动表态：“翼城可以做试点，我们愿意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哪怕失败了，对我们翼城县计生工作也没有坏处。”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试点伊始，翼城不少干部担心人口失控。而此后的翼城实践，则有力支撑了梁中堂的判断。1985年开展试点时，翼城做了人口长期规划，测算2000年的人口总量为300331人，而2000年的实际人口是302816人，相差无几;翼城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1985年为1%，2000年则降为0.87%。

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2000至2010年，全国、山西省、临汾市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5.84%、9.98%、9.26%，而翼城县为2.71%，明显低于全国、全省、全市水平。

人口老龄化进程至少延缓5年——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翼城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59%：而在2005年，全国这一占比已经达到7.7%，2010年更是上升到8.87%。

出生人口性别比大体保持正常——试点前几年，人们对性别的偏好还比较强烈，1985年至1989年，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偏高，最高的1987年达到117.7。1990年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到103至107的正常范围。此后25年间，翼城除个别年份高出正常范围外，总体上都比较正常。

2015年，研究人员在当地一个村子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在生二胎不受限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新农合实施后，因为养老有了一定保障，生育愿望也降低了。

独生政策实行前，我国已展开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自1950年起，即断断续续地实施，主要措施是规定法定结婚年龄、发放免费避孕工具。在70年代，施行了“晚稀少”政策，即鼓励夫妇晚婚，拉开两胎之间的间隔并减少生育，当时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又多了”。晚稀少政策实施的十年间，中国妇女生育率从每人6胎下降到每人3胎。

以下为实施“晚稀少”政策时各地张贴的一些海报。(文中插图也均是各地海报）

上一期：北京：一个乌托邦的记忆

参考资料：

百年潮2010年报道《梁中堂与控制人口的“二胎”化试验》

南方周末2010年报道《翼城人口特区 一个县尘封25年的二胎试验》

南风窗2015年报道《梁中堂：推动“二孩政策”的先行者》

人民日报2016年报道《翼城“二孩实验”：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三十年 》

方凤美著《独生：中国最激进的实验》

论文《生育模式由“治民”向“民治”发展的探讨——以山西省翼城县H村计划生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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