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保终于击败徐达，第一次打破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372 年（洪武五年，宣光二年）正月， 烽烟即将再度燃起。朱元璋在京城的武楼上面与诸将聚首，讨论如何讨伐北元的问题。徐达提到王保保以和林为巢穴，经常出没边境，为祸不浅，应该予以剿灭，但须“得兵十万”才能稳操胜券。朱元璋却认为十万兵力过少，他认为出动十五万人马分进合击胜算更大，并告戒道：“卿等宜益加谨慎，不可轻敌。”具体的作战布置是把军队分三路，分别从东、西、中三个方向北征。

东路军从东线出发，在李文忠的带领下经居庸关直趋应昌；西路军由西线出发，在冯胜的带领下经金州（今甘肃榆中）、兰州直趋甘肃；此外，在山西另辟战场，新建由徐达率领的中路军沿着最短的路线从雁门关杀向和林。可见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东路军与西路军都是配角，而向和林前进的中路军才是真正的主角。

这时，和林地区已经成为蒙古新的政治中枢，继承元顺帝之位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自应昌之败后，经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绕道奔往和林，与王保保等各路残兵败将会合在一起。爱猷识理达腊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他摒弃前嫌，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重用王保保为相，依靠太保哈剌章与太尉蛮子等人， “延揽四方忠义之士，以为恢复之计”，有效缓和了北元的内部矛盾。他整顿朝政， 在明朝暂时停止战略进攻的一年时间里励精图治，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机构，使漠北政局耳目一新。在此期间，他于1371 年（洪武四年，宣光元年）改元“宣光”，以示中兴元朝的决心。

徐达率中路军于二月来到山西，经雁门关出塞。朱元璋事先制定的策略是要求军中的将士“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 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明军应该大张旗鼓，摆出一副进攻和林的姿势，但进军速度不宜过快，目的在于吸引和林地区的王保保军队南下拦截，尽量在距离边界不远的地方与之决战，从而避免过度深入到人地生疏、水土不服的蒙古草原，以致增加作战的不确定因素。

三路北征示意图

根据过去的经验，一贯重视进攻的王保保总是毫不畏惧地来到由徐达选择的地点决战——太原之战是这样，沈儿峪之战还是这样。然而，北元军队现在已经“吃一堑长一智”，改变了战争的指导思想，放弃了过去使军队屡受挫折的战略进攻，全面转入战略防御，准备利用内线的优势采取积极防御的方法来挫败明军的进攻。也就是说，他们在战时会首先采取战略退却，用诱敌深入之计把敌军引至预定战场，再以逸待劳，举行反攻，以争取最后的胜利。故此，王保保这次没有像以往那样听从明军指挥棒的摆布而轻率与之决战，他仅是派出小部队与之周旋，而主力一直隐藏在蒙古腹地没有露面。

无可奈何的徐达只能改变“守株待兔”之策，率军离开边界地区，长驱直入。他以都督蓝玉为先锋，不断北进，一直来到“野马川”这个地方时， 才与一小股元军相遇。明军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当追击到乱山一带时，又一次击退反扑的元军。一路深入到土剌河（今外蒙古图勒河）的蓝玉终于在三月份碰到了王保保的主力，并再次获胜，马不停蹄地杀向和林。士气大振的明军似乎认定北元小朝廷的灭亡已成定局，谁知形势突然逆转，经过休养生息的元军竟然反败为胜。原来王保保故意派兵且战且退，把明军引到距离山西一千多公里的岭北之地，然后与老部下贺宗哲会师，在五月份集中优势的骑兵反攻，最终在和林东南一举重创了明军。徐达受挫之后临危不惧，尽力收容溃散的官兵，然后带着他们撤回塞内。而跟随徐达出征的汤和于同年七月亦在塞外的断头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一带被元军击退，部队受到一定的损失。《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此役明军总共“死者万余人”。就这样，经过太原、沈儿峪两次失败之后的王保保终于在岭北的决战中击败了被朱元璋誉为“开国功臣第一”的老对手徐达，第一次打破了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耐人寻味的是，各种明人撰写的史料均对王保保击败徐达的详细过程含糊其辞，大概因为这毕竟是一件有损国威的事，而蒙古人流传下来的史料又过于离奇，比如《蒙古黄金史纲》记载爱猷识理达腊依靠巫术召来大雪而歼灭了来犯之敌，类似的传说显然难以尽信。

反倒是朱元璋于兵败两年之后给李文忠的一封诏书之中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王保保若见我马军，好歹退一退，佯走一走，等我军离了步军时，他却来战，再说王家这小的只是用‘拐子马’熟，更别说还有伏马。”从朱元璋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王保保曾在和林之战中使用过的诱敌战术存在很强的戒心，提醒前线将领要保持警惕，以免重蹈覆辙。更令人关注的是， 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王保保的“拐子马”。“拐子马”的典故出自于宋金战争期间金军的一支号称“拐子马”的骑兵，《宋史·岳飞传》给这支与众不同的部队下了一个定义，称其为“劲军”，说其军中人人“皆重铠， 贯以韦索， 三人为联， 号‘拐子马’”——也就是说这支骑兵人人皆披重甲，用牛皮带子连接，三人为一组，像一座移动的墙壁那样一齐向前推进，破阵能力很强。自南宋之后，抗金名将岳飞大破“拐子马”的故事早已经家喻户晓，而“拐子马”也渐渐成了重装骑兵的代名词。《宋史》的记载虽然有点夸张，也许存在某些争议之处（当代学者邓广铭先生认为“拐子”一词是北宋时人的习惯用语，包含有“左右翼”与“两翼”等意思，而“拐子马”的解释可能是“左右翼骑兵”），但难以否认的是，由于约定俗成的缘故，朱元璋口中的“拐子马”就是用来比喻王保保的重装骑兵的。

综合朱元璋的言论与相关史实，可以推断王保保在岭北之战中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骑兵起了关键的作用，他预先埋伏好骑兵，再派出轻装的小部队诱敌，将急起直追的明军骑兵引过土剌河，致使其与步兵脱离，失去了协同作战的可能性。接下来，他指挥重装骑兵反扑，力求将对手各个击破。在这场骑兵大决战中，整体作战能力获得提高的北元军队战胜了依靠少数精英将领打仗的明军骑兵。幸亏经验丰富的徐达及时集中一部分步兵，建成坚固的营垒收容溃卒，才避免进一步的溃败。

明军曾仅仅依靠骑兵就在太原之战中战胜了王保保的骑兵，但没料到过了四五年，王保保的重装骑兵就显得和以往截然不同，不但恢复了察罕帖木儿掌军时期的作战水平，而且在战场上的精彩表现几乎可以比肩全盛时期的蒙古重装骑兵。来之不易的胜利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天时，是指王保保的骑兵已经在蒙古腹地生活了一年时间，比起初来乍到的明朝官兵更加适应漠北的气候环境，无形中占了先天优势；地利，就是和林周围有著名的“阿察脱不罕”等优良草场，这些地方历来是元廷直属的牧马之地，有充分的条件让王保保久战疲惫的骑兵养精蓄锐；人和，就是这支在过去屡受挫折的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淘汰了大批动摇份子，剩余的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因此提高了内部的凝聚力。

王保保的重装骑兵虽然不再惧怕明军骑兵，但对明军步兵有着很强的戒心，特别是装备了长枪、砍马刀与盾牌的步兵，这类步兵正是克制重装骑兵的有利兵种， 因而王保保在作战时总是想办法诱使明军的骑兵与步兵脱离，然后再出动重装骑兵打击冲锋在前的明军骑兵。岭北之战的明军骑兵失败之后，徐达在紧急关头正是依靠训练有素的步兵才得以在敌军铁骑的虎视眈眈之下撤回，史称“故彻侯功臣无死者”，也就是随军的重要将领没有一人战死，可谓不幸中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