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弱智儿，曾受益于变聪明的“这一招”

“据加拿大认知神经学家拜阿里斯托克（Ellen Bialystock）教授的研究，双语确实可以增强大脑的认知能力，让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处理“问题解决”、“记忆”及“思考”等高层次的认知程序，让我们思考更快，对外来的刺激做出更好的反应。”

由于病理因素、社会因素等等多种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任何国家的人口中总有一部分生来就弱智的不幸者。人们往往以僵化的出发点在家庭生活与学校安排等方面以过于降低标准的方式去对待弱智儿童，以减轻这些儿童的压力。这等于是出于好心帮了倒忙，使弱智的孩子失去了通过智力锻练而摆脱弱智状况的机会。因此，笔者觉得上述科学信息不啻是弱智儿童以及关心他们的成年人的喜讯，因为它指出了一条摆脱弱智的可行之路。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兼学母语和外语可以开辟生活的新天地，对于研究学问的人来说，也是扩大信息来源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学外语对于加深掌握母语也有益处，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的“不了解外语，便不能透彻地了解母语”。通过学外语来提高智力、克服弱智状况正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笔者对此深有切身体会。

先天智力缺陷 从小接触多种外语

我生于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的1944年，母亲为应付战争年代的动荡而在怀孕期间服了堕胎药，药效未够还是生下了我。因此，我自小体弱多病，患过百日咳、伤寒等大病。更糟的是我的智商低下。在1940年代学校允许四岁儿童入小学。我四岁那年从幼稚园结业，学前智商检测的结论是我属于弱智儿童，无法跟上小学的进度。

家母1920年代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研究过教育，她就在家里以讲故事和认带插图的字块的方式教我学习汉语和认字。家父中学时代在天津就读于扶轮中学。这所中学是由依附于沙俄帝国的北洋军阀管辖，因此，除了按照那时贵族化学校以英美的数理化课本授课外，也开设俄语课，家父在北京上大学时又自学了日语。据家母转述祖父和伯父的话，以及姨母等长辈告诉我，家父并不聪明，但在大学毕业时居然是全校唯一获得金牌（金质奖章）的最优秀毕业生。在毕业后他又结合工作之需而自学了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那时的叫法是日斯巴尼亚语）。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我父亲变得聪明与他认真学外语不无关系。由于父亲以学外语为乐事，又有学以致用的机会，他在日常生活中便叮嘱子女要重视外语学习，而且从教我们一些简单会话开始，让哥哥姐姐和我从小就接触多种外语，使得我们在使用课本正式学外语时就对语音信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而不觉得费力。

由于弱智，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如俗话所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以略超过60分的最低及格分数勉强升级，而且在1950年我六岁那年申请入小学时因为智商不够而未被录取，改为就读于上海市霍山路小学的晚班，那是正规日间上课的学生下午3点前放学以后，校方利用现成的师资与校舍为低于录取标准的学生增设的班级。后来我转入日间授课的正规班级，还是校方考虑到我二哥是烈士而给予我的优待。

成绩名列前茅 学外语显益智奇效

在升入四年级后学习珠算，我的第一次测验成绩是不及格。我有幸遇到一位毕业于师范学校注重教学方法而且很有爱心的郁留琴老师，她用一个手指表示一、二个手指表示二、一个手掌表示五、一双手表示十来对应珠算拨珠口诀的“一上一，二上二，四下五去一”等等，而不是要我死记硬背，使我茅塞顿开，第二次测验就得了98分，老师说原该给100分，因我有一个字笔画潦草不清，他扣我2分以督促我今后认真把字写端正。也许这时我在家略学了一点儿外语的益智效果有所初显，我忽然觉得学习每一门课程都不像以往那样费力了。

到了五年级时，一直延续到上高中时，我并不重视考分，只是认真听课和完成老师布置的习题作业罢了；但我利用二哥和三哥在1950年代前上中学用过的英文版数理化教材，例如《勃康二氏新实用化学》（Black and Conant’s New Practical Chemistry）、《范氏大代数》（Fine’s A College Algebra）等自学。为了精确理解，我把英语语法复习了一遍。因为父亲的藏书和哥哥留下的书籍中有法语和日语的，为了参考这些书，例如日语版的《代数学解法辞典》、《几何学解法辞典》等等，我便开始学法语和日语，也许这两门外语的学习进一层地增强了我的智力。尽管从小学到高中同学们一直以“呆木头”、“憨大”之类形容笨蛋的绰号称呼我，我的成绩却已在全校名列前茅，并在数学竞赛中获奖。

我那时中学没有英语课，只有俄语课，老师见我能阅读俄语版的格林卡编著的《化学》和俄语浅易儿童读物，就允许我免修俄语课，只要参加期末考试就行了。1959年刘少奇在大陆主政时允许跳级，我在初中时已自学了高中课程，通过了跳级考试。

临时受命翻译 工作中学习多种外语

1965年我当了教师，被分配在一家制造电讯元件材料的工厂办的技工学校。那时中共当局急于发展军事工业，作为军工基础的电子材料行业急需缩短与欧美日本等的差距。我因为在技校任教，也给厂里的技术人员补习外语，在辅导学生自修时涉及较多物理学概念和演算题，自己觉得应该掌握一些与本厂生产相关的物理化学知识，便经常到技术资料室去借阅外文版的专业期刊，被资料室主任发现我懂些外语。

那时“学校停课，我较空闲，便替资料室翻译一些技术资料。工程技术人员评价我的译文出自懂技术而不是单单懂外语的人手。从此，我逐渐小有名气，科学院与大学有时拿了一些罕用文种的技术文献要我所在工厂协助翻译。那时任命基层单位领导，不考虑专业学识，只注重“党龄”，厂领导并没有为难我的意图，只是误以为世界上只有两门语言文字，一门是中文，一门是外文，没想到外语有几百种，有文字的也不下于几十种。领导接了外单位委托的翻译任务，认为我既然懂“外文”就一定能翻译，殊不知有些语种是我连字母都未曾学过的冷门，我只有凭借学习其它语言和从考古学借鉴的方法临时在半个月内突击强记，然后借助于工具书翻译。幸亏上海是大城市，持工厂与“工业局”的介绍信可以到市一级的图书馆借到世界主要语种的工具书，我才勉强能够完成任务。那也促使我多学几门外语。

“他就是那个什么课都能讲授的人”

1977年秋季大学本科恢复招生，我已超龄无法报考本科。外语学院和复旦大学从他们的考生和教师中得知我曾申请报考研究生，而且报考范围太广，为了区分是诚意报考还是故意捣乱或是精神障碍者的胡诌，外语学院为我安排了为期两天九种语言的口试与笔试以及相关通用科目的考试。复旦大学安排了一天时间的类似考试，但加试了古汉语写作，因担心我在两校接连几十个小时考试会体力不支而略加简化。

外语学院在考试结束后由几位领导人接见我，并通知我已被录取为研究生。为了希望平息以在该校担任政治辅导员的年轻助教为典型的议论，例如他们说“他是运气好，正好碰上他预先猜到的考题”，校方要我在1978年夏季全国正式招考研究生时再重新考一遍。1978年初试，我的评分是第四名，因我未上过外语本科，缺少学习资料，有些语法理论是我凭推理能力猜测而非直接学到的。校方的老教师们爱护我而允许我利用校内的图书，因此在复试时我获得总分第一的成绩。校领导在考试结束的第二天就召开全院大会，据老教授们后来告诉我，临时召开全院大会的主旨是提倡努力学习。

1983年，我因上海市的水质严重污染（据我厂用仪器和化学分析法检测，自来水中重金属和其它有害物质的含量已经超出允许值200倍），罹患了肾结石并导致肾脏严重坏死，促使我应厦门大学和深圳大学之聘，于次年离开上海。深圳特区开创初期工作机会很多，学校属于工资较低的单位，因此深圳大学与教育学院的教师跳槽的很多，常常使得校方处于来不及招聘新教员补充的状况，而原已开设的课程又不能停，校方利用我的杂学而让我专司代课，以至于不同教研室的教师们在我经过他们办公室前的走廊时常常善意地指着我的背影对别人说“他就是那个什么课都能讲授的人”，也有教师说“他是个才子”。

并非不可纠正 弱智儿童无需自卑

其实，我既不聪明，更非才子，是我重视学习外语以扩大阅读范围而无意中得到了摆脱弱智的效果，远没有前辈文人例如写作《武训传》的张默生先生在自传《默僧自述》开篇说的“余少时天资颇不钝”那样的天分。当然，我在学外语时并未想到能有如本文引用的报导的那段话的变聪明效果。

结合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弱智儿童无需自卑，他们的家长和教师们应该得到鼓舞和启发而采用包括鼓励学外语在内的多种方法去帮助孩子摆脱弱智。只要改善大至社会条件和小至家庭条件及交友范围，儿童期的弱智并非人们以往普遍误以为的不可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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