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可成为状元，却为康熙做奴10年，雍正称他恩公

桐城方氏，儒家大族，出来的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才之人。这一门出文人，也出国士。

比方说明末的方以智，明末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而后就为反清复明创造出一个至今遍布全球的华人黑帮——三合会。

而方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方以智，大概就是方苞，作为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方苞的才情自然不需赘言。

他更为可贵的是在经历生死大劫之后，方苞能够以更加入世的态度去面对世事。

而今天说的就是文人方苞的真性情。

方苞19岁才开始科举，22岁中首案秀才，32岁首案解元，39岁中了进士，大家甚至私下猜测他必定是首案状元。

方苞本不喜欢八股文字，他愿意参加科举，或许在事实上说明，桐城方家和满人政权的一种和解。

在20年的时间里，他蹉跎考场，却没有蹉跎于声名学问，在当时已经名闻天下。

在京城，士林领袖李光地读了他的文章，惊叹：“韩（愈）、欧（阳修）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

状元出身，文名播扬海内的韩菼见了方苞文章，竟欲自毁其稿，他这样评论方苞的文章：“庐陵无此深厚，南丰无此雄直，岂非昌黎（韩愈）后一人乎？”

多少巨公贵族，想将他召入自己门下，那些长年留滞京师等待科考的士子们更是以与之结交为荣。

如史学家万斯同，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都比方苞年长三十多岁，但他们都对方苞视如小友，降齿论交。

但是，方苞的童年及少年时期，由于战乱所造成的时局动荡和家庭经济的贫困，使他并未能接受正规的学业训导。

简而言之，方苞没有上过学。

如果说他有满肚的才华和锦绣文章。大概就是文风世家的熏陶以及他努力刻苦的自学。

据《方苞年谱》及多方资料记载，四岁时，父亲曾以“鸡声隔雾”命方苞属对，方苞应声答道：“龙气成云。”小小儿童，不仅对得工整，更难得的是以“龙”对“鸡”，以“云”对“雾”。

方苞的教育是从口授开始的，那个时候大概还不认识字，结果到了该真正学堂教育的时候，父亲又四处奔波。

让方苞真正接触文学的是父亲收藏的孤本书记。他的哥哥教书授徒，身边结交一大帮名士，这些都是方苞的解惑之人。

解惑不是传道受业，对于方苞来说，不热心功名，他父亲和爷爷也算江南闻名，却一次科举也没有参加。

方苞却参加科举，为的就是一位真正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高裔，康熙十五年的进士。

作为他的老师高裔，深深懂得，不经过科考，无法取得功名，即便步入仕途，也便无法取得良好的经世治学环境。

这一点，他不能放任方苞的少年义气。在方苞看来，接受这种管教，叫做“孝”。

最终，厌烦功名的他在老师过世之后，方苞为其作《墓志铭》，回忆了恩师对自己文章的赏识，说自己唯有以写好这篇“铭文”来报答先生。

于是他便以第四名成绩考中进士，而他更是所有人私下揣测的状元。名满天下，锦绣文章，一个殿试似乎不足为道。

可惜，本就厌烦功名，又遇到母亲病重，他果断回乡，缺席殿试，连宰辅爷亲自派人追他。

看上去十分可惜，只是对于他日后的成就来说，这个状元有和无并没有什么关碍。

之后母亲病逝、父亲病逝。寡嫂和几个儿女，自己一大家子人口，生养死葬，责任都落在他的肩上。

那一度，生活紧张，京城的旧友请他到京城为官，不热心功名，不愿做官，所以邀请也被一一拒绝，在守孝的日子以及后来，均已研究学问为要。

在方苞与功名擦肩而过之时，他的好友戴名世以五十七岁高龄重出江湖，并且以一甲二名高中榜眼谁能料到“福兮祸所伏”，仅仅过了二年，《南山集》案发，又二年，戴名世被斩。

《南山集》案是清代著名“文字狱”案，前后查了两年，牵连数百人。方苞也因为《南山集》作序而被捕入狱，况且那集子的梓版就寄放在方苞家。

父亲方孝标又牵扯进吴三桂“反清复明”的叛乱中。

涉案多人论斩,方苞本也在斩首之列。康熙大约动了恻隐之心，最后只将戴名世判了斩首，方孝标免戮尸，余下方、戴二家五服之类亲属均免死发配黑龙江，其他涉案人员充入旗籍。

某一天，康熙与大臣们议事，闻听退休大儒汪霖去世，康熙叹道：“汪霖死，无能古文者。”李光地一直为营救方苞殚精竭虑，此时灵光一闪，答道：“唯戴名世案内方苞能。”

方苞的才学，康熙当然早有耳闻，于是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赦免方苞！不仅不杀他，还要将他留在身边时时顾问。

康熙于是下了一道谕旨：“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

第二天他便被召入南书房。统治者拥有翻云覆雨的至高权力，康熙这样杀伐怀柔，无非是炫耀自己的君权。他赦免方苞并让他布衣入值南书房，是为了笼络天下士子之心吧。

命运如此跌宕，死生只在君王一念间。朝为阶下囚，暮为座上客；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这样的生死祸福，喜焉悲焉？

旗籍，说白了，就是奴隶，能做官、能为将，但还是奴隶。

这对于方苞来说，侮辱至深，可想而知。但一大家人在他肩膀上，忍辱偷生也罢，或者其他。。。

总而言之，方苞被逼做官了。

自康熙52年，方苞入值南书房，直到61年康熙逝世，方苞在康熙身边呆了近10年。

他并无功名，只是康熙身边的顾问，除了顾问之外，他担任的工作是在武英殿编书校书。

康熙除了自己将他带在身边，像老朋友一样，时时顾问，还让他的工作主管诚亲王以师礼尊重他。康熙命皇子们以“先生”称呼方苞。

这些礼遇并没有让方苞沾沾自喜。人生的磨难只是使他性格更加刚强，操守更加严谨。在担任编修工作中，坚持原则，遇到学术问题，据理力争。

修之余，方苞继续钻研学问，专心著述，《周官辨》、《春秋通论》、《春秋直解》、《周官集注》、《周官析疑》，这些方苞主要经学著作都成于此间。

在朝政方面，因为知道方苞是康熙亲信顾问，大学士李光地、礼部侍郎徐元梦常常私下与他商讨政事，方苞也是秉持公义，直抒己见。

但是，当你把我看成奴隶的时候，我就是不做官。

康熙多次欲让他为官，都被他拒绝，甚至朝廷的大员直接奏折举荐，也被他推辞，他说自己是罪臣，安安分分做事情就行，不可以收到这样的待遇。

或许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为何雍正将他恢复汉籍的时候，却又立即做官呢？说他心里对康熙没有怨恨是不可能的。

在二月河的《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中，将方苞刻画成精明的绍兴师爷，大错特错，坚守如此，又怎么以阴谋示人。

但是对于雍正来说，方苞可谓功不可没，在康熙后期，方苞服侍左右，本身正直，不喜欢结利益之群，这种形象的欣赏映照的正好是雷厉风行、勇敢果断的雍正身上。

方苞也欣赏雍正的耿直，偶尔游玩，雍正求教，必定细心教导，指出可周正的暴虐地方，这对雍正的影响甚大。

雍正继位，感念当年的教导和帮助，方苞被彻底赦罪。此，方苞及其家人，才脱旗恢复原籍。方苞接旨，悲喜交加：“苞闻命，惊怖感泣，涕泗交颐。”

这一回，方苞才真正扬眉吐气，恢复了自由身，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他立刻请假一年，回乡祭祖。十几年来，他像人质一样羁留京城。

如今他名正言顺地步入了仕途，先是任武英殿总裁，继而升左春坊中允、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

（方家故居）

方苞任职这二十年，正是张廷玉掌握实权的时段。他与大学士鄂尔泰的关系也很好，有了什么想法主张，经常上书鄂、张二相国。

方苞政治境界很高，凡国计民生、富国强兵、边疆开发、人才教育和选拔方面，都有上好的建议。

他所上的奏折，被采用的很多，如《塞外屯田议》、《台湾建城议》、《浑河改归故道议》、《黄淮议》、《贵州苗疆议》、《论考试翰林劄子》、《论山西灾荒劄子》、《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劄子》等。

雍正和方苞的性格很像，外柔内刚，在将皇位传给乾隆的时候，就言明：凡事多问方先生。

即便是在他告老还乡被拒绝后，乾隆还是常常单独召见他，凡礼部人员升降等大事，都要秘密听取他的意见。

最终因为年老，乾隆不得不放行，比起因为辞职而被乾隆抄家的张廷玉来说，身份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方苞一生心血，都用于做学问、写文章和培养人才上。

学问二字，终究不是玩乐之物，而是要能够经世致用。但在当时的风气来说，不过是雅玩之物，方苞开始用心于经义之学，尊宋儒程、朱之说，究心《春秋》、《三礼》。

在古文创作方面，也讲求“言之有物”、“文之有序”、“文以载道”。 这也是桐城派文论的发轫之说。

这使他的文章一改明代文风的轻浮之气，立意深远，结构严谨，文辞淳厚，有很高的存史和资政价值。

这一文风的蔓延，形成了今天所谓的“桐城派”，而方家一支也将这种文风传延到近代。

比方说张恨水的小说就是典型的“桐城派”文风。

人们比较熟悉的金庸自己也坦诚，自己受桐城派的影响最为深远，不是笔墨技巧，而是为文的思想。

方苞高才厚学，文章传世，却又命途多舛，尤其《南山集》案，死里逃生。他历事康、雍、乾三位皇帝，与康熙的关系最为奇妙。

他身上的一些遭际，实非寻常人所能遇到。加上后来“桐城派”绵延二百余年的持续影响，方苞作为开山鼻祖，名字当然被时时提起。

但是从这些事情上能看出来一个人的真性情，命运多舛，而不迁就自己，悲喜之间，不丧失自己。

大概这有这样，一辈子没有算是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