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劳动收入份额为何持续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视角的解释

魏下海 董志强 赵秋运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广州）

摘要：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的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和劳动存在替代关系的情形下，资本集约程度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利用1990-2007年间省级数据的经验研究，确认了老年抚养比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是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即便控制其他潜在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各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是显著且稳健的。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劳动收入份额；老龄化

JEL分类号：E25; E21; J10

一、引 言

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大量文献试图剖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成因，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阶段、全球化、劳动力供求变动、偏向性技术进步甚至统计口径变化等因素（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2010；罗长远和张军，2009a，2009b；黄先海和徐圣，2009；李稻葵等，2009；龚刚和杨光，2010；邵敏和黄玖立，2010；周明海等，2010），无疑，这些成果深化了人们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之理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几乎都忽略了中国客观存在的人口老龄化因素。本文的目的试图拓宽研究视角，从理论机制和经验研究两方面，论证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

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表明，老龄化加剧，在中国这种“完全基金式+现收现付式”混合体制养老模式下将导致个人为养老进行更多的储蓄，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将导致家庭在扣除刚性的育孩成本后有更多财富用于消费和储蓄，储蓄的增加会导致资本集约程度上升，在资本和劳动存在替代关系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上升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我们随后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老年抚养比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影响。并且，在控制诸如FDI、政府财政政策、人力资本、劳动增长率等因素，以及考虑解释变量内生性、异常样本点等问题的处理之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效应仍然是显著且稳健的。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是理论分析，将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机制；第三节对计量模型和数据进行说明，所有的数据为1990-2007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第四节是经验研究结果与讨论，包括稳健性检验等；最后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

二、理论分析

本文模型的基本框架来自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与Schmidt和Vosen(2010)一样考虑了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同时增加了对少儿抚养比的考量。这样，我们就可以讨论，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龄化加剧将如何影响经济中的储蓄和资本集约程度，并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一）生产与劳动收入份额

示。

数据表明，1990-2007年我国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呈现明显的变化趋势：少儿抚养比从1990年的43.1%下降至2007年的24.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而老年比抚养比从1990年的8.5%上升至2007年的12.5%，已经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总抚养比从1990年的51.6%降至2007年的37.2%。散点图表明（图1），少儿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相关，而老年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由于样本期少儿抚养比在下降，而老年抚养比在上升，二者共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直观而言，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关系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当然，散点图仅能提供粗略的判断，有待下文严谨的计量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1990-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西藏不包括在内，重庆与四川合并，共29个省市区。除非特别指出，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表1提供了变量统计描述。

表1 变量统计描述

我们分别采取不同方法来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首先采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计量模型，即表2中第（1）～（3）列，依次为混合OLS、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估计。三种估计方法一致得到，少儿抚养比系数显著为正，老人抚养比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地，我们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K/Y、FDI、Gov、H、GL）以验证估计的稳健性，见表2中第（4）～（7）列。结果表明，这些控制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有解释作用，且其符号大都与预期相符，而我们所关注的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的估计系数在各种估计中变化不大。总的来说，在7个估计模型中，少儿抚养比估计系数都为正，且皆达到1%显著水平，估计系数介于0.221～ 0.303之间；老人抚养比的估计系数都为负，且都达到1%显著水平，其估计值介于-0.208～-0.09之间。从数量关系看（以估计（5）为准），少儿抚养比下降1%将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约0.302%，老人抚养比上升1%，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约0.173%。可见，总抚养比下降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这一结果印证前文理论预期。进一步计算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际解释力，可以发现，少儿抚养比下降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际解释力为36.6%，而老人抚养比上升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际解释力为12.1%。

控制变量Z回归结果所得结论与既有的经验文献发现较为一致，可以发现：①资本-产出比（K/Y）系数皆为负，表明资本-产出比上升不利于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改善，这一点与现有文献研究结论相一致（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也意味着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替代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②FDI估计系数为负，但并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结合后续稳健性检验，可知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方面难以确定。一方面，外资对劳动收入有负向影响（罗长远和张军，2009b；邵敏和黄玖立，2010））。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为了维护在当地市场的竞争能力，往往支付较高的工资以防止职工离职和专业资产流失，即外资所有权工资升水（冼国明和杨长志，2009；Gorg等 ,2002）。正是由于正负影响，使得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并不明朗。③政府财政支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大都显著为负，简政放权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一个重要条件。④人力资本估计系数大都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上升。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我国作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但人力资本却相对匮乏，若按资本边际产品支付报酬，那么人力资本回报率将较高。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往往与一定技能相匹配，目前我国多数企业深受技能短缺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技能劳动力谈判能力，从而对工资收入产生正面影响。⑤劳动增长率估计系数的回归结果大都为正，但并不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2 基本估计结果

研究结果仍然是显著的，表现出相当的稳健性。上述结果既支持了老龄化和少儿抚养比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假说，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中国人口转型经济后果的认识。事实上，中国人口转型也为评估生育率外生变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冲击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自然试验，本文研究恰恰为人们观察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和国民收入分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五、总 结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存在于当代中国经济中的两个客观现象。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其经济机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一个经济中的储蓄，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若劳动和资本存在替代关系，则资本集约程度提高就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我们认为，这正是中国经济中所发生的故事。利用1990-2007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支持了上述看法，确认了老年抚养比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对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显著效应，即便控制了其他潜在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这种效应也是显著且稳健的。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现象成因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唤起人们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之重视。

如果更仔细地查看一下经验研究结果，还可发现1990-2007年间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效应超过老年抚养比上升带来的效应，尽管后者也是显著的影响因素。但我们应注意到中国现实的国情，在可预期的未来几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下降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而老龄化的步伐却在加快，故而少儿抚养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压效应在将来可能会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加深，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出现。此情形之下，倘若我国经济形态其他因素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那么可以预期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或者低水平状态将难有改观。

本文仅是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一种可能的原因探析，因此并不试图提出完整的政策应对方案。在没有完全清楚地理解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与后果之前而贸然开具政策药方是并不明智的。但毫无疑问，来自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视角的原因解释的确应有着与其他原因解释的不同的政策含义。譬如，它可能要求我们重视生育政策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方面的适应性调整；实际上，这些政策调整不仅事关劳动收入份额，也事关已经老龄化的中国之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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