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盛唐到弱宋，中国人的性格竟然有这样惊人的转变，不免让人一声叹息！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颤：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

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帏帘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一下。

唐代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大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妇女却裹起了三寸金莲，讲究起行不动裙，笑不露齿。

唐代妇女以丰肥壮硕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态，比如张子野的《菩萨蛮》中所描写的那样：“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细腻。

凡是唐代的事物，无一不博大恢宏，健硕丰盛。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气势不凡，雍容华贵。

韦炯墓壁画中那肥硕的女子和强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双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飞扬的骏马，无不体现出唐人强烈的自信和力量。

宋代文物的风格则细腻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晋祠的侍女像，艺术评论家说它的特点是“流畅、秀丽，特别是在刻画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和这尊侍女像一样，宋代雕塑体型普遍变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们均以小巧细致，富有生活情趣而取胜。

唐人热烈，宋人内敛。

唐人喜欢画骏马、苍鹰和牡丹。因为这几种热烈、奔放、大气的意向正抒发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别是牡丹，因为其热烈奔放，艳压百芳的强劲感官冲击力和至强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为唐代的国花。

与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画梅兰竹菊，它们独处山中，低调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气，宋瓷精致。

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胜，宋瓷则精致而谨慎。小山富士夫说：“唐瓷华贵，宋瓷纯净，明清瓷器精细俗艳。”

宋瓷或为纯白、漆黑，或为清澈无垢的青白，或为幽玄深邃的粉青。与大气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简洁清秀，反映出宋人细腻内向的心理性格。

唐诗热烈，宋诗沉思。

唐朝文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们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李白“十五学剑术”、“一射两虎穿”；岑参“近来学走马，不弱并州儿”。他们下马能饮酒，上马能杀敌。

宋代文人却不再向往到边塞去领略风沙，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事业。宋诗中很少出现边塞、骏马和战争。唐人笔下的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

对比之下，宋代为数不多的边塞诗词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如果说唐诗体现的是少年精神，那么宋诗则充满了中年人的冷静和沉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变化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麻的五代十国。
武人统治的时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是高危的职业。梁太祖朱温、闽主王延钧、赵王王容，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等人都是死于儿子(或养子)之手。

兄弟相残更是司空见惯：梁太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到梁朝灭亡时，8个儿子(养子)一个不剩。五代14帝中，除唐庄宗、周世宗留个了几个子嗣外，其余12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斩草除根。

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通过“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

在成为皇帝之前，赵匡胤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司令。他深知在这个职务上，一个人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后，这个职务被取消了。

与此同时，赵匡胤又把军事指挥权和军队调动权分开。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为了降低人们对武官职务的兴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见了文官，总是自觉低人一等。

《宋史·曹彬传》记载，即使是曹彬这样位居枢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都会主动地命车夫驶入旁街小巷，所谓“必引车避之”。

除了给武将戴上枷锁，赵匡胤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
开国十年之后的开宝三年（970），以一条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军州的宋太祖颁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显然不想再有第二个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孙赶下皇位。
赵匡胤的子孙们十分重视祖宗的这条“祖制”。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佑二年（1035）、庆历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1124）、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颁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种法律，禁止的地域范围从首都扩展到了全国，武器种类则从兵器扩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

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来开荒种田。天圣八年，宋仁宗却下诏禁止老百姓再使用这种刀：“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诏重申此令，并规定，不但使用者有罪，连造刀的人都要严惩。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将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他又设“三司”来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在地方上，他同样也大行其“分权”和“制衡”的秘诀，规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许三年。为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他为各地知州设立了名为通判的副手，来监督知州。他又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财政，取消地方上的财政处理权。

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

宋太祖显然是一位爱读历史并且热爱思考的武人。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无人可及。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在宋代，将军们不管立了多大功勋，也难有文臣那样的风光。有人说，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
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话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屏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身家安全的结果，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在北宋几次耻辱的失败之后，赵宋王朝终于被驱离中原，南渡另立。

从北宋中期开始，亡国灭种的威胁如同乌云一样，一直笼罩在每一个宋人的心头，并且终于在南宋末年变成事实。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灰色和悲观。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竹子、兰花、菊花这些幽雅冷静意向的原因。
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代表性的意向组合。分析这四种意向，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特点：梅在严寒中怒放，展现着严酷环境中的不屈。兰独处于幽谷之中，代表着寂寞中坚守清操。竹则未曾出土先有节，表达是士人的自制和节操。菊花傲霜而开，残败犹抱霜枝，象征的同样是在逆境中的抗争。总结起来，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这是宋代士人独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读书人普遍意识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与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逊，豪饮高歌，笑傲王侯，斗鸡走马，出塞入关，挟妓交游……，身上充满了充沛的活力和无忧无虑的乐观。他们是青春、自由和欢乐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战马，去寻找自己的理想。

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时刻处于威胁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却只有老老实实寒窗苦读，在案牍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着对人生茫然无着。连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绪满怀的。唐代“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宋代少年却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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