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北京”的回忆：“救急”的信托商店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浓。我和老伴，一对退休老人，虽然不能说腰缠万贯、锦衣玉食，但最起码是衣食无忧、享受生活。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父母虽然都有工作，但是家里有五个子女，每个月的生活常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平时的日子还能凑合，可是过年的时候总得给孩子们置办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吧！总得买上些肉、面和年画、鞭炮吧！总得给孩子压岁钱吧！......因此，每年的春节前，父亲总要去信托商店跑一趟。

信托商店，现在叫典当行；解放前称为“当铺”，我们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那是旧社会“剥削、压迫”穷苦老百姓的行业。也就是近二十多年间，中国的很多城市恢复了“当铺”，不过名称变得好听了 --“典当行”，但其功能仍然是拾遗补缺，救穷、救急。其实在改革开放前，北京也有类似于“当铺”和“典当行”的行业，它的名称叫“信托商店”（老北京话叫“委托商行”）。那时候我家附近的菜市口信托商店在北京城就挺有名气。

北京的“信托商店”遍布四九城 -- 东单、天桥、西单、北新桥、花市……。这些店铺天天顾客盈门，那时候的北京人特别喜欢逛信托商店。信托商店摆放的“商品”不像百货商场那样整齐规矩，店堂里的氛围也显得很“灰色”。货架上、柜台里摆放着各种各式的旧家具、瓷器、铜器、服装、皮货、钟表、自行车等老旧玩意。菜市口信托商店斜对面就是闻名京城的“南来顺”小吃店，人们品尝过各种京味儿小吃后，顺便就逛了信托商店。

北京的各个信托商店一般都分为两部分 —— 售品部和收购部。售品部负责展示和出售，收购部负责收购和寄卖。实际上，“信托”就是收购，经过店员和顾客协商价格，直接将物品出售给信托商店，至于店方出售时卖多少钱，顾客是无权干涉的。“委托”也是双方协商最终出售时的价格，店方无权变动。物品一旦卖出，店方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没有卖出，还可以原封不动的赎回。此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的顾客您可以随便在售品部寻觅或购买物品，但您要是没有物品出售或“委托”，是切不可在收购部闲逛和停留的，更不能“戗行”，在收购部门口截留顾客欲出售或“委托”的物品。那几年，我跟着父亲去过几次菜市口信托商店。父亲总是拿着老三样东西去“委托”——一件羊皮短大衣、一台手摇留声机和几十张胶制唱片。谈好价钱，放在那儿，有人买，就卖掉；没人买，过完年再赎回来。先拿着钱“救急”，也就是损失点手续费。也是真“邪性”，这么多年的循环，也就是唱片卖了几张，那件皮大衣和唱机一直没有出手！

“文革”初期，北京的信托商店萧条了一阵子，后来又逐渐恢复起来。其中最火的时候是“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后，所谓“落实政策”发还的部分家具等物，一些名贵的硬木家具仨瓜俩枣的就卖了。我就亲眼看到一对“太师椅”50块钱就出售，搁现在是不可能这个价儿呀。

下乡插队前，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和同学们经常去信托商店踅摸自己想要的东西，什么滑冰鞋、吉他都是我们需要的。我的一个同学用25块钱“淘换”了一双挪威名牌跑刀，那可真牛啊!当时您要去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去买跑刀，有没有货先不说，国产“黑龙”牌跑刀六七十块钱，谁买得起？还有吉他。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边的主人翁弹着吉他唱歌的镜头影响了当时的人们，那时候吉他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国内根本就不生产了，只有在信托商店赶巧了还能“逮着”，不过您得勤踅摸才有可能得到。

改革开放以后，信托商店的物品也随之改变了不少。过去自行车是大宗货，其次就是手表。当时买块上海牌全钢手表还得凭票，只有信托商店不要票，不过很少能买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黑白电视机、松下“板砖”收录机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电视机9英寸、12英寸的居多，屏幕太小看着实在在不舒服，那时候信托商店卖的电视机放大屏风靡了好一阵子，9寸的电视机罩上它立马儿就变成了14寸了，就这“穷人乐”的玩意儿还不好买呐！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在偌大的北京城每当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的都市里霓虹闪烁的除了商场、超市和饭店外，就是X X 典当行的招牌了。而今，北京众多的“信托商店”绝迹了，只能给北京人留下心中的记忆。不过过去咱北京城里的市井生活却牢牢的印在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心中。眼里看的，心里留的，大多与喜欢与否有关。喜欢的就留下，不喜欢的就丢掉或者忘记它。这个规律也是人们一直奉行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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