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留不住他，国民党骗不了他，他是100年来最潇洒的中国人！

一、500年来一大千，挥金如土的大名士

说起张大千，相信很多人都如雷贯耳。

解放后中国最牛的画家徐悲鸿曾经评价：“500年来一大千”。意思是说，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就，是中国500年来第一人。

因为他在1949年的时候带着好多文物跑到台湾去了，立场问题，没有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不爱国的人。

张大千对中国的热爱，不是狭隘的政治需要，更不是阴险的立场投机，他的爱国，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国家尊严的维护。

他出身于成都名门望族，一生爱美食、美酒、美女、美髯、名花、奇石、怪木、古董、俊鸟、园林。

挥金如土，一副名士作风。

他本来不是一个相信集体的人，他更深知，他这样的人留下来，会死得很难看。

近百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甲午海战、侵略东北、全面侵华，他年轻时去日本留学，都带着翻译上课，是因为他身为中国人，绝不学日语。并立志要让中国水墨画名扬世界。

当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张大千仓皇出走，带着一大摞国宝级的字画赶到机场，因为超重，飞机无法起飞，一位国军官员让他扔下一些行李，他拒绝，说，这都是国宝啊，这位国军官员只好将自己所有的行李扔下飞机，才保住了这些国宝安然抵台。

二、管你共产党、国民党，老子不爽都没用

到了台湾才20几天，张大千又开始不爽国民党了，因为当时台湾戒严，出境非常麻烦，张大千看透了国民党的把戏，一个因为腐败把大陆都送掉的政府，在台湾这弹丸之地能有什么好作为？

于是，他又开始搬到香港居住，用他的话说，那里算是当时中国“最自由”的土地。

50年代的香港

一到香港，留在大陆的四个儿子就开始来劝他“弃暗投明”，回去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

被张大千一顿臭骂：“你们究竟是要我这个老头子，还是要什么人民政府？要老头子就留下来跟着我，要跟什么人民政府，马上就滚蛋！总之你们休想骗老子跟你们回去！”

见儿子们还没醒悟，他又气的大骂：“在这里，你们还敢叫我爸爸，真要回去了，苦日子还在后头呢，总有一天，你们连我这个爸爸都不敢认的。”

这些话如当头棒喝，结果，四个儿子没完成劝老爸回大陆的任务，反倒跟着老爸一起，开始了长达30年的环球旅行。

在印度学壁画、在阿根廷当“东方毕加索”，在巴西买地盖房子，在美国办画展，他“骑着毛笔”环游世界，最后77岁的时候，才落叶归根台湾。

三、100年来最潇洒的中国人

张大千的一生，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艺术财富，但最精彩的，是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出了100年来，作为一名中国人，不曾有过的潇洒人生。

《庄子》里讲逍遥游，张大千的一生都是在“大千世界逍遥游”。

而想要“逍遥游”，首先要有智慧长远的眼光。

当初和他齐名中国画坛的齐白石，虽然早已去世，文革中也免不了被批判的命运。

1964年10月25日，江青在和中央美院的三名老师谈话中，提到对齐白石的看法，她说：齐白石的盛名是被吹捧出来的；齐白石反对土改；齐白石是守财奴。

有了江青的“指示”，于是“革命小将”和美术界开始声讨齐白石，他作品中的文化传统和笔墨韵味被批评为“有闲阶级的点缀品”，是“腐朽寄生生活的黑画”，“宣扬封建迷信的四旧毒草”，等等。

在齐白石被讨伐的同时，其他著名的国画家也纷纷被批判，他们中包括有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潘天寿等。

可以说，留下来的，几乎无人幸免。

就在曾经的同行朋友们在牛棚里忍受批判的时候，张大千在做什么？

他在潇洒，在无边的快活着呢！

他在巴西买了十几亩地，建了一座“八德园”，在那里过了十几年“世外桃源”的生活。

他在瑞士亚琛湖游览，被美景吸引，画下一副长卷巨作《爱痕湖》。至于为何要将亚琛湖改为爱痕湖，在题诗中可以寻得一点香艳线索。

“湖水悠悠漾爱痕，岸花摇影狎波翻。

只客天女来修供，不遣阿难著体温。”

后来，这幅作品在2010年拍出1亿人民币的天价。

他在法国和毕加索相见，东西方两位大师探讨着水墨画和抽象画的联系，擦出了艺术的火花。

后来画家刘宇一根据这次会见的场景创作了一副油画。毕加索弹吉他，张大千吹笛子，琴笛合奏，笑傲江湖。

他还在美国旧金山、加州等地居住，这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在加州买了一座小房子，起名“可以居”。

77岁的时候，张大千走遍了大半个地球，“落叶归根”，回到台北，居住在“摩耶精舍”。

与夫人徐雯波“神仙眷侣”，羡煞旁人。

1983年，83岁的张大千在完成最后一幅作品《庐山图》之后，因病去世。

张大千的一生，是“个人主义”的一生，他一直坚信，只有自己过得好，社会才能过得好，国家才能过得好。

他不相信集体，不相信“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尊崇中国传统，敬老尊严，长幼有序；共产党留不住他，国民党骗不了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左右他的思想。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像张大千一样，想去哪个国家生活，就能去哪个国家，在选择自己人生的时候，有更多的自由。

四、为何不回大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他虽在成都解放前离蓉赴台，不能看作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

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说大千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稚柳答在海外。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

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之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上世纪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