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火烧光六万香港底层的家，却促成香港公屋制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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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资讯·本期导读

大火过后，他们搬去了哪儿？

圣诞节，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能不亚于中国的传统节日。但是在香港的历史上，有两次圣诞是在痛苦中度过的。

一次是1941年12月25日。当时二战的战火蔓延到了香港，那一天，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让香港遭受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蹂躏。

还有一次是12年后的圣诞节，也就是1953年12月25日。在那个寒冬，一场发生在香港石硖尾（硖：xiá）的大火，烧光了整个木屋村，3死51伤，近六万原本就已经是香港社会底层的百姓，一夜之间无家可归。

1953年火灾中的石硖尾

这场大火现在被称作石硖尾大火，被视作催生香港公屋制度的导火线，因为火灾过后，当时的政府终于投入精力去考虑底层百姓的住房问题，并第一次推出了公屋。

如今的石硖尾邨

如今的石硖尾有多个公共屋邨（邨念“村”，不念“屯”），其中石硖尾邨有9200个单位，约有住户21900人；白田邨约有10890个单位，约有住户19900人......若放眼整个香港，如今超过200万人居住在公屋，接近香港总人口的30%。

60多年前的一场大火

二战前后，一批批难民从内地逃至香港。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一群体的人数高达75万。涌入香港的难民难觅落脚之处，于是一些人选择了九龙北部的山间搭起了简易的房子。有些用铁皮，有些用木头，总之统称寮屋。“宀”代表房子，“尞”含长远之意，单是一个“寮”字，便绘出了那一排排破旧房屋的景象。

1953年12月25日晚9点15分，香港石硖尾白田村发生大火。

据说是一名住客不小心把煤油灯弄到了制鞋的胶水上，结果一把火就烧至了30多间房屋，连当地的防火会也在十分钟内被大火波及。让人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12点，不知哪儿来的一阵风加剧了火势，上百间铁皮屋、木屋燃起火光，人们从家里逃出来，各式各样的细软和值钱家私堆满了街道，而小孩子们则被统一管理集合。

1953年12月26日的《工商日报》

当时，能出动的消防力量已经全部出动，甚至连水警也加入了救援队伍，但是火势之猛令人措手不及，消防人员只能采取保守方式，防止火势继续蔓延。直至12月26日凌晨2点30分，火势才逐渐受控，但此时整个石硖尾白田村已经被烧成灰烬。

在这58000余人的灾民中，就有我们现在熟悉的香港导演吴宇森，当时的他从广州随家人搬至香港，但在准备前往台湾发展前被烧光了家产，最后留在香港，成了国际大导演，也是很励志了。

火灾后的石硖尾

灾后，政府成立“石硖尾六村火灾急赈委员会”，组织及统筹赈灾工作。香港社会也积极响应赈灾，包括吴宇森在内的一部分灾民们得到了安置，一部分居于亲友家中，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宿街头帐篷。

不过，安置只是权宜之计，没了家当没了房子的底层百姓未来的生活，该如何保障呢？

香港公屋现雏形

为了彻底解决火灾暴露的问题，以免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影响管治，当时的政府决定整体改善香港百姓的居住环境，对流民“不干预”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一场浩浩荡荡的建房子运动就此拉开帷幕，石硖尾便是第一个被建设的地方。

火灾后的石硖尾

火灾过后的两个月，也就是1954年2月，当时香港政府工务局在石硖尾火灾废墟附近建成了几栋两层高的平房，当时的政府工务局局长叫Theodore Louis Bowring（包宁），所以当时建起来的平方就被称作了“包宁平房”。

当时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当时的包宁平房建设方法简单粗暴，找来一批工人，拿推土机把地给铲平，然后就地砌砖。

快是快，但这一批房子只能安置不到10%的灾民，所以到了1954年4月，政府决定建点儿更高、容量更大的徙置大厦，还专门成立了徙置事务处，专门负责管理徙置大厦。

在1954只1958年间，二层包宁平房逐渐被七至八层的徙置大厦所取代，让我们用一组照片看看当时的建设情况：

刚开始建设时，以矮楼为主

矮楼不够用了，便拆了盖高一点的楼

最后，包宁平房全部被楼层更高的徙置大厦取代

石硖尾徙置区就此落成，作为香港公共屋邨的前身，为后来香港推行公屋计划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数据显示，从1954年至1973年内，香港政府兴建了共25个徙置区和超过五百座徙置大厦。而楼层也越建越高，达到了16层，厕所也从公用式逐渐改成了独立式，居室较多的户型还有独立厨房。

从“十年建屋计划”

到如今的房屋政策

想必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廉政公署。那是在第25任香港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的任期内创立的。而他的任期内不光建了廉政公署，还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开发新市镇、建立郊野公园、建设地铁，以及，开展了“十年建屋计划”。

麦理浩

之所以麦理浩大刀阔斧改革，带香港步入了“黄金时代”，一方面是战后经济复苏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出身外交的麦理浩对1997年香港问题的考虑。

他曾经在给伦敦提交的周年报告中提到：“或迟或早，我们必须跟中国政府讨论到1997年租约期满所发生的事情......能将这讨论延后得越迟越好......这就是说，尽量发展得繁荣、团结、‘民众’满足，以至不会成为批评的话柄。”（Diplomatic reports from Sir Murray MacLehose, Governor of Hong Kong: annual review for 1972）

在麦理浩推出“十年建屋计划”后，所有的徙置大厦和廉租屋均被称作“公共屋邨”，作为出租之用。同时，政府兴建“居者有其屋屋苑”，简称居屋，以廉价售予低收入香港市民。

一租，一售，构成了如今香港房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十年建屋计划”的进展并不如预期那么好，直到1982年这项计划完结之时，又把计划延后了五年，才最终建成了可供150万人居住的单位。1987年，这项计划被香港政府的“长远房屋策略”所取代。

香港回归后，历任特首都对房屋政策做出了调整。1997年，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不过因后来的金融海啸而并没有按计划完成。

第二任特首曾荫权上任后，推出了“置安心资助房屋计划”，但因其取消了“居屋”，被认为是目前香港房价高企的主要原因。

再到后来的特首梁振英，提出了新的《长远房屋策略》，被视作1998 年以来香港首份在房屋方面的长远策略性文件。

目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将房屋政策摆在重要位置，除了致力让现有的公屋住户在有能力的条件下转为业主，还提出了“港人首次置业先导计划”，满足从来没有在香港买房人士的置业需求。

林郑月娥也曾在接受香港传真（微信号：cnchktv）专访时强调，她希望未来更多房子建好后，能够以香港市民担负的价格进行出售，而不是以出租为主。同时，为了解决香港房屋问题，她也将针对土地问题制订一套长远的策略。

从60多年前的一场大火到今天，香港对于房屋问题的认识和对策已经日趋成熟。如今，香港有75.6万户家庭租住在公屋中，其中19%是长者住户，16%是领取综援的住户。一路下来，虽然香港的房屋政策都没有100%解决市民之急，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房屋制度已经成为了有效保障居住的典范。

从香港公屋走出来的明星们

正如特首林郑月娥所说，安居才能乐业，香港不少名人在出头之前，便居于公屋。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吴宇森外，这些名人也曾是串个门就能见到的街坊邻居：

刘德华（蓝田邨）

值得一提的是，曾居于蓝田邨的刘德华，在蓝田邨重建完成后，为新邨题字，现在“蓝田邨”这三个字就是他亲自写的。

黄家驹、黄家强（苏屋邨）

周华健（华富邨）

谭咏麟（健康村）

郭富城（明华大厦）

郑伊健（乐文新邨）

容祖儿、王祖蓝（恒安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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