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迹而同趣——从《小兵张嘎》黄胄、史国良插图谈起

孔武仲在《宗伯集东坡居士画怪石赋》里说：“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题记

文学和绘画都属于艺术，都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都是用一定的手段表现形象、传达感情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在反映和表现现实生活的形式上，相互融合，她们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即意境的相通和融合。

文学和绘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十分重视意境的创造和运用。贯穿于“意境”创作过程中，“想象”将两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文字的描写对绘画进行补充，使得画面的内容更加丰富、有诗意；绘画的空间想象更加形象，使得文字更易于被理解，实现文字的意境。

文学语言具有间接性和广阔性，绘画语言具有形象性和确定性，她们各自的语言特征，使得两者的相互借鉴和结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插图、连环画等与文学紧密结合的绘画艺术品类。

插图艺术创作要求画家既要有娴熟的绘画技艺和版式设计知识，更要有深厚的文学底蕴以及将各种文字形象视觉化、艺术化的能力。插图画家要将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作品人物的情感、对社会审美的体悟通过画笔展现出来，使得每幅作品既是书籍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个人艺术理想的生动展现。

画家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趣味，使得文人与画家的创作选择具有“意境”上的趋同，造成了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结构“文学性”上的一致。我们从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黄胄、史国良插图来看，文学与艺术如何在审美形式上达成互补并相得益彰的。

《小兵张嘎》创作于1958年，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有很强的情节性和画面感，镜头感很强，后来多次被改编成连环画、电影以及电视连续剧，张嘎这个典型形象传神，经得起时间考验。小说塑造了冀中白洋淀人民抗日斗争中机智、勇敢小嘎子的鲜明形象，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清新朴素，情景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有不少悲壮感人的场面，更有富有诗情画意的画面，字里行间吐露出华北泥土的气息和水乡的清新，弥漫着“荷花淀派”的诗意境界。

小说一开头，就展开了一幅诗意的画卷——“在抗日战争年间，就在这个庄子上，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头了。单说这鬼不灵西北角上，有一户小小人家，一带短墙围起个小院，坐北朝南两间草房，栅栏门朝西开，左右栽着四棵杨柳树。从门往西五十步光景，便是白洋淀的一个浅湾，一片葱笼茂密的芦苇，直从那碧琉璃似的淀水里蔓延到岸上来。风儿一吹，芦苇起伏摇荡，发出一阵沙沙的喧笑声。啊，若不是苇塘尽头矗立着一个鬼子的岗楼，若不是从那儿凛凛然逼来一股肃煞之气，单看小院这一角，可不是一幅美妙秀丽的田园画儿吗? ”……徐光耀先生文学作品中的绘画美是丰富多彩的，但又不同于单纯的绘画美。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作品的绘画美是单纯绘画美的一种超越。而相通的美学原理是文学作品具有绘画美的根本原因。

黄胄蠡县人、徐光耀雄县人，他们是保定老乡，而且同庚，1925年出生。他们是并肩的战友，又是艺术、生活上的伙伴，人生交往中的现实交集，必然影响到精神创作领域的内在沟通。1957年徐光耀被打成了“右派”。他回忆当时自己的心境：13岁参加八路军，13岁入党，在部队表现很好，在党的机密部门工作，是对党非常可靠的骨干人物。我写了一封实事求是的信，怎么就成了右派？怎么想怎么接受不了，怎么想怎么冤枉。我怎么会反党？”，“不能读书，不能出门，不能看戏，没有出路。怎么救自己？最有效的法子是创作。我当时发表了一部长篇《平原烈火》，里面有个小人物，在开头部分挺活跃，后来没有机会表现，作品就结束了，这成了我的遗憾。这个人物成了后来的嘎子。他将几十年来碰到的那些“嘎子”，嘎人嘎事记了很长的单子，并放在战争环境中进行排列调整，嘎子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活蹦乱跳，后来写成了《小兵张嘎》。……”

光耀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那个时期，画家黄胄先生为他感到惋惜，经常带他去看画、品画、买画。也许黄胄先生是想给处在人生低谷的他打开另一扇真善美的窗。“懂点美术，对你写作也有好处”——我们从徐光耀获“鲁迅文学奖”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对黄胄先生的回忆中可见。后来，徐光耀写了很多专业的美术评论文章，这与画家们的深度交往不无关系。他们的心是想通的，他们对生活和作品的理解也是相似的。1980年，当《小兵张嗄》再版时，黄胄先生欣然挥笔作封面，通过自己对作家、对作品的理解塑造出主人公的典型形象。

黄胄先生深谙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 为中心的特征，通过自己对《小兵张嘎》中嘎子的理解从而“想象”并创作出小主人公的鲜明形象，速写的造型抓住了典型的形象特质：勇敢、机智、坚毅的抗日小英雄。炯炯有神的眼睛，流露出少年英雄对侵略者的仇恨和不屈，而嗄子身上的斗笠、土布褂、包袱或许包含更丰富并耐人寻味的背景信息。整个画面主题明确，笔墨潇洒，手法简练、概括，去掉了许多繁琐的细节，人物的身份、形象、精神状态都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这是画家黄胄通过写实主义表现手法对画面的经营使之产生的“文学性”意蕴——捕捉细节的刻画、熟练速写的技巧，准确到位的瞬间以及丰富老到的墨趣。

史国良首次画小兵张嘎，虽然年轻，但通过四幅插图，我们看到了他的艺术含蓄和艺术追求。细品这些意味深长的动作、场景，颇具文学性意味。画家将人物置身于注重留白的场景之中，使画面的空间感得到加强，故事的情节性更加集中，这样易于形成视觉焦点，使观者能尽情展开对故事情节的联想，丰富了小说故事的形象表达，并缓解了读者在阅读文字过程中产生的视觉疲劳，反映出当时画家不俗的美学素养和艺术潜力。

史国良2000年后第二次插图更为精彩，我们看到了画家的成长。首先他通过“想象”对“文学性”叙事题材把握，然后用摹拟为特征的写实主义表现形式来构成绘画中“文学性”的再现。画家以小说情节为基础，以具体丰富的故事情节为纽带，借助文学精神塑造人物形象，通过选取适当的角度，勾勒出人物的形象特征和引人入胜的场景。

作为插图艺术，画家对小说作品场景的选择很关键。“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指出：“绘画在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富于孕育性的那一刻，使得前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解释。”例如，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就选择了揭露叛徒犹大之前的紧张顷刻，拉菲尔的名画《西斯廷圣母》则描绘了圣母降落人间而尚未到人间的幸福瞬间。

史国良的十二幅插图分别选取了《小兵张嘎》小说中几个关键的场景，并用高难度的造型技巧来表现，画家通过速写与素描的功力，把绘画在二维平面中展现出三维立体的画面效果：活泼的嘎子和奶奶的相依为命的生活；老钟叔端着碗欣慰地看着玩木手枪的小嘎子；嘎子奶奶死时的悲惨场景；张嘎子抢罗金保的枪被推倒在地；区队长给张嘎子讲道理请他交出手枪；小伙伴围观嘎子和小胖墩摔跤比赛；老钟叔被捕的悲壮场面；受伤的嘎子被八路军抬在担架上；玉英划船带嘎子来芦苇荡里捕鱼散心；嘎子懊悔流泪地扑向老满叔；嘎子爬到高高的大树上从老鸹窝里取手枪；张嘎子把鞭炮系在狗尾巴后面来扰乱敌营。

这些插图所描绘的都是小说中的精彩情节，形象而集中地反映出主人公嗄子的性格特征，无疑使精彩的故事更加生动，让小说锦上添花。画面效果既丰富又谐调，既与黄胄先生的封面画保持了一致的速写风格；同时，插图的结构关系、细节特征和神情刻画诸多方面，可以看到画家写实功力的扎实和从自然真实中截取动感瞬间的艺术特征，并使读者深深为画家的匠心处置与巨大的劳动付出而感动！

黑格尔指出，“绘画不像诗或音乐那样把一种情境、事件或动作表现为先后承续的变化，而是只能抓住某一倾刻”。事实上，优秀的画家往往由于善于“找到这样的一瞬间，其中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史国良的小说插图通过化静为动、以静显动，突破绘画的局限性，抓住所要表达的故事情节“这一瞬间”，而呈现出丰富的内容，使读者从中认识和品味出许多画面以外所表达的内容和深意，从而大大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可感性和形象性，使得《小兵张嗄》这部小说的阅读更加赏心悦目、生动清晰。

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嗄》和黄胄先生所作的封面、史国良的插图，在各自领域都是高水平的艺术作品，而他们的珠联璧合，无疑为读者联袂奉献上了难得的艺术佳作，同时，也启发我们对文学与绘画的关系，有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乙慧）

注：本文配图按次序图一黄胄，图二三四五史国良第一次插图。其余史国良2000年以后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