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教会建制的确立：以异端为视角

原标题：正统教会建制的确立：以异端为视角

本文摘自：《从权威到惩戒——早期教会异端问题研究》，作者：唐 云，西南政法大学。

异端（heresy）一词派生于希腊语的 hairesis（即选择，被选择），最初多被用于描述一些具体的哲学派别，后来被教会广泛用于代表非权威、不正统的宗教派别，往往与大公、正统（orthodox）相对。中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蒂安（Gratian）将异端定义为教义或教条选择错误，其根源是选择并坚信非正统的学说和对《圣经》虚妄的解释。而在早期教会中，这主要涉及制定正统信仰的权威问题。

西方史学家一般认为，基督教会的早期是从 1 世纪到公元 590 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罗马大公教会（Roman Catholic）权威地位逐渐成形，早期异端问题才得以产生并扩展开来。出现于公元 1 世纪的基督教其基本的教义来源于犹太教、希腊哲学及其他一些东方神秘宗教，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这在基督教一神论和教阶制的前提下，不可避免产生不同的宗教救赎路径。公元 2 世纪期间，为对抗诺斯替派（Gnostics）所产生的教会分裂和罗马帝国迫害的叠加，教父们循序渐进地阐述了基督教义，从而促成了一个成系统的神学架构。因为，在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看来，异端代表着一种极具颠覆性的“新事物”，会在教会内部产生神学教义上的分离，进而从组织和政治上分裂教会，破坏基督信仰的纯洁性和教会的合一性。以这个体系为标准，异端开始受到教会法较为全面的规制。

公元 4 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逐渐合法化并取得了国教地位。教权与政权逐渐联结起来，并开始制度化的压制异端分子。教会内部则发展、完善了古老的绝罚制度，引申权威教父的作品，论证对异端适用世俗惩罚的范围和方式。可以说，异端问题基本伴随着教会的演变，它所涉及的教会法渊源、教义思想犯罪、教阶制等基督教议题一直是教会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仰耶稣是历史上出现的基督教各流派的共同特点，凡是信仰犹太人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都是基督教的一种历史类型。基督徒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是被上帝委托救世的唯一的主。正是出于这一信仰中的共同点，1 世纪中后期以后，教外人士已经开始把信奉此教之人称为基督徒了。而早期基督徒充分利用因大流散而散布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会堂，大量吸纳犹太人加入基督的行列。从渊源关系来看，正统基督教继承了犹太人的全部经典，形成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部分。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如教会、礼拜仪式、祈祷、读经、讲道等。

然而，正因为基督教的承继性，早在 1 世纪时，就出现了犹太派基督徒的伊便尼派（Ebionism，又称穷人派）和拿撒勒派（Nazarenes）两种异端。前者为流行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激进派，该派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否认他是神，认为不论是犹太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基督徒都应恪守摩西律法，并因保罗反对遵从犹太礼仪而斥之为叛教者。这一派只承认亚兰文的《马太福音》（已佚失）。而拿撒勒派是从巴勒斯坦向叙利亚传播的温和派，他们主张既信仰基督又严守犹太律法，继承整部旧约，并使用亚兰文的《希伯来人福音书》（已佚失）。伊便尼派成员后多转入基督教诺斯替派异端。对于犹太的割礼等一系列繁冗的礼仪，使徒保罗（St.Paul）强调，律法的存在只是为了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若要真正得救应该依靠自己的信仰，依靠与基督的完满融合，不仅仅是外在的遵守律法，“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保罗的创造性观点将基督教从犹太律法主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他利用罗马帝国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充分吸收东方宗教的优点。在短短一代人时间里，基督教跨越了巴勒斯坦地区，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亚历山大、安提阿、罗马这些帝国的大城市，真正成为了一个普世的宗教。 这种多元化的宗教教义来源，一方面可以使基督教有了多层次、广视域的结构和较好的吸纳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基督教呈现一种“海绵状”的混合型，在内部理论来源上存在此涨彼消的潜在危险。这在教义只是初步融合的早期基督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中世纪众多异端派别的教义在早期教会中基本可以找到它的“原型”。从某种程度上说，异端问题就是由于一些教徒过分强调或贬低 2 世纪左右形成的教义的某个部分而产生的。

公元 165 年至 180 年间，严重的瘟疫席卷了整个帝国，罗马传统宗教和东方多神教在灾难面前既无力解释原因，也无法宽慰人心。而基督徒从爱和良善的价值观出发，通过教会联结起的医疗救助和社会服务体系，一方面使基督徒在总体人口中的存活率大大高于其他宗教团体，另一方面使为数众多的异教徒得到保护，作为反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朱利安（Didius Julianus）也不得不承认基督徒“把自己投身到美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在希腊—罗马世界里这些“‘神迹’的发生是决定一种宗教的可信程度的根本证据”。待瘟疫过后，罗马帝国的基督徒迅速膨胀。年轻的教会在成长过程中，结构日趋复杂。由于大量信徒的归宗，基督教信仰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危及到基督教会强调的合一性，一整套合乎教会利益的权威制度和教义就成为必然选择了。

（一）教会合一的重要性

基督教从创立伊始就强调合一的宗教主题。耶稣在受难之前曾告诫信徒要维护教会的合一，“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使徒保罗强调，“一主，一信，一洗，一神”的重要性，通过洗礼可以使他们成为教会“肢体”的一部分，“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然而，异端的挑战使合一受到质疑。合一性的要求不仅关乎一整套具体的有关基督的信念体系，是信仰一位神基督的合一，而且涉及教会制度问题。从公元 4、5 世纪开始，帝国就流传着“在教会之外别无拯救”的话语。相比较于教会形式上的合一，教会的教制则是更为深层的一个问题。当看到教会发生分裂，一个敬拜团体与另一个敬拜团体彼此对立时，教会教制的合一便遭到解体的危险，如洗礼是否需要神父，叛教者再入教会是否需要再洗礼等等问题，教会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丧失耶稣倡导的“不可见的”集体感和共同目的感。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中，几乎每个重要时刻，异端和分裂都存在紧密的关联，如阿里乌派（Arians）异端导致教义的统一，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新教“异端”导致宗教改革等等。

公元 3 世纪前后，由于帝国统治者周期性的宗教迫害，基督教教会的力量相对弱小。但是，当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去世以后，帝国国力出现明显下降，加之受到周边蛮族的持续入侵和不间断的瘟疫的双重威胁，苦难和动荡加剧了人们的恐慌。这些外部因素使人们认识到具有优良教义、教制的基督教教会是一个良好的避难所。帝国的都市化一方面使城市人口激增，另一方面促进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链条加快流转，归信教会之人迅速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教会，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奥利金、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等，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教父学家、政府官吏。甚至一些行省总督一类的高级官僚也归信了基督教。这种大量归信使基督教会中充满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而他们的宗教利益并不唯一，这也成为后世教派争论、冲突的人群基础。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先于 303 年，其继承者迦勒流（Galerius）于 305年都曾经尝试通过逼迫手段使基督教服务于罗马宗教，但均告失败。公元 311 年迦勒流下令准许基督徒不必再向罗马诸神祷告，并希望基督徒们“为了我们以及我们国家的安全向他们自己的神祷告”，这事实上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us Ⅰ）与东部皇帝利西努斯（Licinius）于 313 年 2 月联合发布敕令，允许民众皈依基督教，归还迫害时期没收的教会财产，史称“米兰敕令”。罗马帝国最终于 386 年确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一方面说明衍进的基督教适应了帝国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世俗国家力量与神祗教会势力趋向于合一，这在中世纪逐渐形成了对付异端的司法二元体系，即一般由教会法庭先作出有罪判决，后交由世俗法庭对该判决予以实际执行。从某种程度上说，正统的胜利就是一致性胜过不一致性，确定的逻辑胜过浮想联翩的空谈，科学论述的神学胜过杂乱无章的教义。教会合一的正统与法律制度，与有历史、有政策的社会组织是密切相关的。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坚持认为教会的特点，即唯一的、至圣至公的及使徒传承的，是基督身体的标志，而教会的合一是其中的核心理论。但是，在教会内部，尤其是在初期出现权力斗争之时，合一便置于极大的压力之下。因此，当教会为异教徒和异议者定罪时，教会不仅在寻求保存信仰的完整和纯洁，而且也是为日益以教会为集权中心的庞大机构进行辩护。

（二）以主教为中心的教阶制

在《圣经·旧约》里，耶路撒冷神庙中就存在大祭司、副祭司之分，而在担任祭司的利未人（Levite）中又区分了不同的班次。美国宗教社会学家 G·艾伦（G·Allen）认为，“宗教组织内部的等级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内在精神和思想原则的外在表露。”基督教诞生以后，十二使徒就成了教会的高级领袖，而保罗在归信后取得了使徒地位，彼得（St.Peter）则被推举为使徒之首，在教会中有首要地位，“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保罗在书信中认为先知和教师与使徒一样，被看做是神设立的，其产生方式和选举并无定式，之所以有区分只是由于 “神的选择”，“恩赐原有分别，圣灵都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运行一切的事。”他还引用了福音书加以证明，“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

随着教众增多，由于个人宗教体验的差异，教徒们对教义的理解可能存在多样化解释，有时甚至发生违反基督教根本信条的“异端”，因此运行良好、有制度规制的教阶制度成为了必然选择。2 世纪初，安提阿主教依格纳修（Ignatius）就强调，在团结教会力量对抗异端邪说防止分裂教会时，主教及其领导的长老会议是十分重要的，“你们遵从主教的旨意行事，是理所当然的”，“阿尼西母（Onesimus）真是十分称赞你们保持着在上帝里的良好秩序，因为你们的一切生活都依从真理，绝没有异端派存在你们当中。”主教的祝圣礼到 3 世纪初已经发展得相当规范。主教候选人由当地的信徒和神父选举产生，由邻近地区的主教们祝圣，他们成为所在行省教会的最高权威，掌管主教礼仪，能够像使徒们一样宽恕教徒的罪恶。而从对教父和助祭祝圣的祈祷中，可以推测出他们的职权显然不如主教。颁布于 325 年的尼西亚教规（Nicene Canon）第 4明确了，“主教必须由一省之内的众主教推选”，主教的封立“应由省主教批准”；第 11 条规定，一城之内不得有两位主教，进一步强调了主教地位的崇高。到 5 世纪中叶，帝国西部教会除去主教、神父、助祭和副助祭所构成的“大品”（Major Orders）教士之外，还有四种“小品”（Minor Orders）教士：司门员（hostiarius）——掌管教堂的钥匙，登记信徒，阻挡不怀好意的异教徒和异端分子；诵经员（lector）——带领教徒诵读福音书和歌咏《旧约·诗篇》；驱魔员（exorcista）——负责驱赶异端分子和准备圣礼；襄礼员（acolythus）——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协助主教和神父完成圣事。一般来说，小品教职者不需要受

按手礼，只需主教或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祝福和训导。

而在教会内部，神职人员的次序从高到低为：主教、神父、助祭、副助祭、襄礼员、驱魔员、诵经员、司门员。主教主要掌握训导教众，授予教职、主持修建和祝圣教堂之权。另外，主教还有权以公开形式令异端忏悔并与教会修好，代表本地教会发布教义信息等。在早期教会教阶制中，主教以下诸神职人员均从事辅助性工作，并无非常明确的划分。在圣餐礼上，只有神父拥有将饼和酒祝圣，并宣布罪得赦免或饶恕的权力。同时，也只有主教才能按立神父和助祭。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教会职权划分模式，各个主要教区的教职也相互得以认定下来。

另外，早期教会法规定，神职人员均有义务经常自省、忏悔以自觉抵制异端思想，宣传并忠诚于基本教义。尼西亚教规第 1 条就规定，“不得自阉”，这主要受困于早期异端中有为了完全过无人欲而纯粹圣徒式的生活而自戕身体者。尼西亚教规第16条规定，“本教会颁布之后，如发现仍有上人因负不义之财，用任何方法取利，或是秘密地要索，或是收取等于一半本钱的利息，必将他革除教职，并且将他的名字从册上删去”，明确了教职人员不得放债取利，后来则演变成买卖神职或圣物异端。 至 5 世纪，神职人员在教内的职责自上而下地得以基本形成，那就是以主教为中心的早期教会权威体系。

（三）罗马主教和宗教会议

一般认为宗教会议是尼西亚大公会议后教会处理异端等重大事务的最高权威。 奥古斯丁、安布罗斯（St.Ambrose）等 4、5 世纪主要教父们都尊重罗马主教，一方面是因为帝国首都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圣经的福音书，“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而一般认为罗马教会由使徒彼得亲自建立。

总的来说，6 世纪以前，罗马主教的权威虽然得到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一些提高，但是他的权力仍然处于东西方教会人士广泛认可的宗教会议之下。罗马主教在对付一些地区教职低微的异端时，开始发挥比较明显的作用，但在应付

跨教区异端，尤其是认定和处罚那些神父和主教“异端”时仍然要让位于宗教会议。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