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之爱》：男女平权历史上被遗忘的作家

利维坦按：事实上，文中主角玛丽·斯托普斯的重要身份是古植物学家，1904年，她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古植物学博士学位，这里有一个细节颇为耐人寻味：当时指导她的教授认为女人不该拿博士学位，但还是收了她当学生。毕业后，玛丽成为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植物学系史上第一位女性教员。然而，年轻女性担任教职引起了一些反感，玛丽曾抱怨即使自己是具备国际学术声望的学者，照样被男性同事排挤。

1921年的玛丽，由萧伯纳拍摄

玛丽的第一任丈夫是遗传学家雷金纳德·拉格尔斯·盖茨（Reginald Ruggles Gates），但婚姻没有持续多久，原因之一就是盖茨阳痿。玛丽身为中产阶级、博士和大学讲师，对性事却所知甚少，面对盖兹的阳痿更是不解和无能为力，这也是《婚后之爱》的写作动因。

回头再看《婚后之爱》，玛丽自然也有她的时代局限（比如她坚持只讨论男女之间的性，同性恋在她那里是不受欢迎的），但她是第一个在书中写下女性在排卵期和月经期的前几天会性欲旺盛的人，她指出女性和男性一样对性有生理反应，同样渴望快感和愉悦；女性不应仅仅作为一个生育工具存在。

文/Tao Tao Holmes

译/大药

校对/Maybeshewillx7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how-a-1918-author-introduced-the-world-to-the-concept-of-female-pleasur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大药在利维坦发布

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在她的显微镜旁。在研究计划生育前，她研究的中心一直是古植物学。

“关于性，我有点儿话要说。而且，据我所知，这些话还没被人讲过；即便有人讲过，再拿来重复、强调，也不过分。”

《婚后之爱》扉页。图源：Flickr

玛丽·斯托普斯在《婚后之爱》（Married Love）中这么写道。这本石破天惊的书出版于1918年，目的是为了终结成年人的“性无知”。在英国发售后，这本书马上就遭到了教会的谴责，并且在美国被禁。但是，多亏了地下邮寄业务，《婚后之爱》成功抵达了男男女女迫切需求的手上，为他们解决了这场性无知的传染病。这本书激起大量读者反馈，并使斯托普斯成为20世纪里第一位接近于性生活专家的人物——即便所有证据都表明，当时她是个处女。

“女孩儿们到了结婚的年龄却对性一无所知：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事实的确如此，”斯托普斯这么写道。人不是生来就搞得定婚姻的，她说，即便是“人类的终极艺术”，也需要练习，起码每个参与其中的男女都应该懂得基础的事实。在文章中，她附加了一条大胆的论点：女性也要享受床笫之欢。

《婚后之爱》许多鼓励格言中的一句。图源：Married Love/Courtesy of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婚后之爱》的写作契机是在斯托普斯发现自己第一任丈夫的性无能之后。【“在这一刻，加拿大式的性无能在世界上有了自己的地位，”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史蒂芬·布鲁克（Stephen Brooke）如是说。】在发现他们无法同房后，斯托普斯向法庭提出了离婚诉讼；但是，对一个生活在1916年的英国女人来说，唯一成功离婚的方式就是证明她在这段婚姻中无法怀孕。而要这么做，只能找医生证明她的处女膜还完好无损，简宁·于泰尔（Janine Utell）向我们解释了这段历史。她现就职于威得恩大学（Widener University），是该校英语系的教授和主席，于泰尔研究的主题是斯托普斯早期不那么著名的一部作品，《一个日本人的情书》（编者注：在慕尼黑求学期间，玛丽与日本留学生藤井健次郎相恋。即使对方已有妻小，两人仍打算结婚，玛丽并于1907年追随情人到日本做研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欧洲人和亚洲人交往并不稀奇，但在当时，可不是那么回事──更何况，还是有妻小的亚洲男人和单身的欧洲女人。不过，男方很快就对恋情冷却下来，想摆脱这段关係；最后，伤心欲绝的玛丽在1909年回到苏格兰）。

这次糟糕的经历使斯托普斯产生了普及性教育的念头。她为自己的“性无知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在书中她写道，“以至于我觉得，用这等代价换来的知识应该用于服务人类。”在1913年底，凭借着医学书籍的帮助和与“上千个男人和上百个女人”交流的结果，斯托普斯写成了这一本集生物知识、社会立场与情色建议的书籍。之后五年，所有的出版商都拒绝出版这本书，亨弗里·富顿·洛（Humphrey Verdon Roe），一位生育控制活动家，也是斯托普斯未来的丈夫，为这本书的发行出了钱。

在一战中，女性也参与了生产，让社会接受了新的观念。图源: Tyne & Wear Archives & Museums/Public Domain

头版《婚后之爱》印了2000册，在两周内就被一扫而空。到1921年，这本书已经卖出了近十万本，再版了六次，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到1932年，书在全球的销售量已达82万册。在英国，没有见过书的人也很可能都听过它的名字（有可能，你甚至是从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里角色口中听说的这本书），二战期间，书的样本甚至出现在了士兵营房里。性学家，这群（男性）精英们，数年愚钝、科学性的讨论结果寥寥，倒是斯托普斯成了先驱、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和性信息的普及人。书很“简单，是给那些普通的、不懂性的读者看的”，她在《婚后之爱》里写道。书更关注正常的性，而非性倒错的现象。“书里的内容能多直白就有多直白，”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现代英国史学家史蒂芬·西索恩（Stephen Heathorn）博士这么描述这本书。

在一个性仍然是丈夫特权、妻子责任的年代，斯托普斯的言论是革命性的。“从买书的人数就能看出来，这是场安静的革命——某种不能说的东西变成了主流，人们开始讨论性和性器官了。”布鲁克，《性别政治：性欲、生育计划与19世纪80年代至今的英国左翼》（Sexual Politics: Sexuality, Family Planning and the British Left from the 1880s to the Present Day）的作者，评论道。“不止在节育方面，她还是性愉悦概念的重要普及者。她坚持认为，性愉悦是婚姻生活的关键，”布鲁克说。同样惊人的言论还包括，女性应该控制性关系的某些方面，西索恩补充道。

《婚后之爱》中一幅图标描述了“一个健康女性自然欲望的出现周期”。早在1914年，斯托普斯就对自己身体的变化规律做了详细的记载。图源: Married Love

简宁·于泰尔说，《婚后之爱》出现的正是时候。直到19世纪80年代，女性都在追求更大范围的自由，生育率也在降低。在一战中，数千个女性开始工作，也有不少人做了护士。护士的经历迫使许多女性用坦荡的方式接触了男性的身体。一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计划生育；在1918年，超过30岁的英国女性获得了投票权；总的来说，平等和性的问题逐渐被提上了日程。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曾执导过斯托普斯写作的玛格丽特·桑格出版了几个小册子，例如《家庭的局限》（1914）和《计划生育案例》（1917），并在1916年于纽约创办了“计划生育”机构。

但是在这些地震般的改变后，社会依然没有准备好接受斯托普斯要说的话。现在的人觉得，当时对计划生育最感兴趣的人肯定大部分是女性，西索恩指出了这种想法的问题。当时愿意保持“花朵一般纯洁”（斯托普斯语）的女性不在少数，斯托普斯认为这种想法固执而愚蠢。有意思的是，西索恩说，斯托普斯收到的来信中，有将近一半是男人写的。虽然，斯托普斯试图让女人获得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大多数女人仍然把这个责任扔给了自己的丈夫——包括计划生育在内。

1918年，一战末尾，在伦敦进发的大英帝国女兵后备军。图源: National Library NZ on The Commons/Public Domain

在成为英国的常驻性学专家以前，斯托普斯是全英国最年轻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也是第一个从慕尼黑植物学院（Botanical Institute）取得植物学博士学位的女人。她支持女性的投票权，在两次婚姻中都保留了自己的姓。1920年，她发表了《婚后之爱》中“有实践意义的续章”，书的名字是《聪明亲职》（Wise Parenthood），详细地描述了各种避孕手段。

《聪明亲职》一书中关于子宫帽的叙述。图源: National Library NZ on The Commons/Public Domain

紧接着《给工作中母亲的一封信》（A Letter to Working Mothers）出版了，这本书浓缩了《聪明亲职》的内容，受众是工薪阶层。1921年，她创办了英国第一所节育诊所，以及“建设性计划生育协会（Society for Constructive Birth Control）”，并在国际间推广她的行动。在她拓展事业的同时，她创办了先锋的《计划生育报（Birth Control News）》，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的旅游指南，发表了许多诗歌，甚至还抽空生了个孩子。

放在100年后的今天，她的动机和道德准则都会受到批评：她不支持人工流产，而且她认为，只有在异性恋婚姻中才能有性行为。不仅如此，她还是优生学的坚实支持分子，为优生学会捐了一大笔钱。一位罗马天主教的医生，哈利戴·苏瑟兰（Halliday Sutherland），甚至指控斯托普斯用穷女人做节育实验。斯托普斯回应医生的方式是把他以诽谤罪告上了法庭。这场审判让斯托普斯名声大噪，既增加了她书的销量，又使她演说家的名号响了不少。

“优化种族（Prorace）”子宫帽，1920-1950年间于伦敦的斯托普斯诊所发放的计生用具。图源: Wellcome Images/CC BY 4.0

布鲁克指出，在当时对性感兴趣的人中，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优生学的影响。【例如，当时的子宫帽常被称为“种族帽（racial caps）”，计划生育被认为是改善人类种族的手段。】但是优生学不是斯托普斯伟大的原因。“她试着为女人的性创造一个不被边缘化、污名化和妖魔化的空间，”布鲁克说，“我不觉得这和优生学有关，她这么做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她改变了人们对婚姻的认识。”

在《婚后之爱》中，斯托普斯指出，因为男人们控制着世界，所以“女人们的性才不受重视，而且缺乏表达。”“女人，”她写道，“尽自己可能，在方方面面都把自己塑造成男人想要的样子……女人的身体也要屈从于男人的欲望，无论她意愿如何，男人都会和她做爱，因为他想。”她说的很明确，即使在婚内也存在强奸。

《聪明亲职》中的子宫帽插图。图源: Wise Parenthood/Courtesy of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对斯托普斯而言，女性对怀孕的恐惧意味着，性和生育控制是无法分割的。如果一个女人始终害怕怀孕，她永远不可能体会性的愉悦。流产、不育、营养不良的婴儿和意外怀孕都会带来痛苦和囚禁，对工作中的女性尤其如此——对于“婚后之爱”而言，更是个巨大的阻碍。

有趣的是，女性性满足的发现在男性中引起了新的情况：“你可以说，当然可能有点争议，男性关于床上功夫的焦虑是从这里开始的，”布鲁克说。“这种观念也来自于那本书里。对斯托普斯来说，和谐性生活的指标是女性能够高潮，但是这还不够，共同高潮才是关键。”

但是对于斯托普斯而言，“婚后之爱”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它还意味着智力上的等同：“每年，我们都能看到女性更加自主，有着更广泛的追求；但是屡见不鲜的是，婚姻为女性的精神生活划上了句号。只有女人和她们的伴侣有一样的精神自由、选择自由时，婚姻才是正常的。”

1913年，街头的妇女参政论者。不是所有妇女参政论者都支持斯托普斯的工作。图源: Rose Sanderson/Public Domain

不管是在20世纪初的英国和还是在当前的美国、寨卡病毒肆虐的巴西或者世界上任何地方，性别政治、计划生育都和社会阶级密不可分。英国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了物理避孕手段，不管是子宫帽、杀精剂还是可重复使用的橡胶避孕套都已经出现，但它们的价格居高不下，直到一个世纪后都不容易买到（甚至在今天也是这样）。除了收入的差别，上层阶级也懂得工人阶级无从知晓的医学知识。“谁都需要知识。但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那些最需要知识的人却几乎得不到它们。”斯托普斯在《婚后之爱》中写道。

《婚后之爱》出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没有多少人还记得玛丽·斯托普斯这个名字，但是我们仍然身处由她发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中。即便你不认同“性迷醉”、“灵魂有波长”，不认为禁欲会让人生病，或者“达到人类享受水平的婚姻可悲得寥寥无几”，你也无法否认斯托普斯说对的那些事，在那个时代，没有别人想到过这些问题。她否认女性要为婚姻做出牺牲，也指出了现在依然受关注的问题，例如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伴侣精神上的对等以及女性享受性爱的权利。

玛丽·斯托普斯（1880-1958）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投稿邮箱：wumiaotrends@163.com

合作联系：微信号 thegoatjoe

一家过去时的书店

长按上图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进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