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汉文帝登基时，刘邦建立的汉朝已经死了？ | 刘三解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国家，在汉文帝刘恒登基的一刻，已经死了。

因为之后西汉王朝政治结构的变化，已经不在以刘邦预期的剧本向下演出，而是不断地消解、架空，直至被一个全新的规则完全替代为止。

历史的巧合是，“行事多仿汉高”的明太祖朱元璋同样为子孙设计了一个“完美”的体系，同样只传了一代，就发生了改天换地的“靖难之役”，把他苦心编织的权力之网撕得粉碎，整个帝国在不可更易的祖制之下，又滋生出了一套自主运行的潜规则。

而西汉王朝的“靖难之役”，就着落在汉文帝身上。

01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里，三解介绍了汉高祖刘邦的“家天下”梦想，在第三篇文章里描述了他构建的帝国轮廓，以及他对于开国功臣集团所寄予的厚望，只是没有想到，他的继任者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甚至是恐惧。

▲电影《王的盛宴》中的吕雉

《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

在刘邦的时代，左、右丞相是中央政权的代表，南、北军兵权，是中央军权的代表，诸侯王相，是地方政权的代表，这些权力，都掌握在军功集团的金字塔尖，一部分小权势列侯手中，更直白地说，掌握在丰沛元从集团的手中，站在他们头上的，则是刘姓的皇室和刘姓的诸侯王。

双方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所以才有《史记·吕太后本纪》里司马迁的赞词：

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可以说，惠帝治下的七年，基本延续了刘邦为其划定的政治轨迹，除了对赵王刘如意的鸩杀是吕后与戚夫人的宫斗余波之外，并没有针对诸王和列侯的政治举措，在权力人事安排上，也完全按照刘邦临终前的布置行事。

然而，随着惠帝的突然死亡，平衡被打破了。《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

这段话简单翻译，就是张辟彊劝丞相，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怕你们这些高祖旧将，唯有让吕氏子侄掌握南北军兵权， 让诸吕入宫掌握权力，你们才能脱离祸患。

这段记载有两处不可解，一是“太后畏君等”，怕的是什么？二是为什么是张良的儿子张辟彊来说“君等幸得脱祸”？

先说第一个问题，吕后想让吕氏家族篡逆，怕被忠臣们阻拦？还是吕后以女人称制临朝怕被老臣们反对？

都不是，核心在“帝毋壮子”，也就是惠帝的太子太小，而她已经54岁了，根本不足以扶上马送一程，这是吕后的远虑，近忧则是上述汉初政治结构中，驾驭功臣集团的刘氏集团，皇室幼弱无力，诸侯王又血缘逐渐疏远，拱卫大宗的意愿愈发薄弱。

▲电视剧《美人心计》中的汉惠帝刘盈

如果吕后死去，这些问题将集中爆发，她必须预做准备。

青年学者谌旭彬在《汉朝：被掩盖的真相》一书中，对于“诛吕安刘”的前因后果，有非常详尽精当的考证， 他指出：

汉高祖死后迅速衰弱的“宫廷势力”在吕后的苦心经营下，终于重建，而这场由开国功臣集团主导的政治突袭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吕氏家族根本没有任何取代刘氏皇族的计划。在政变成功之后，军功集团不但对汉初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篡改，比如陈平、周勃对王陵所说的“安刘”宣言就是杜撰的故事，而且还大规模删改了吕氏在汉朝平定天下过程中的巨大军功。

有前贤文字在此，对于这场政变三解就不多展开，各位可以找来看看。在这里，我们着重谈制度层面的问题，即吕后重整“宫廷势力”的举措，一直是在汉高祖设定的框架内。

比如“诸吕”封王者，其实都是之前的列侯，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而由侯至王的跨越的理由，《史记·吕太后本纪》也有记载：

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

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之前我们提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张良的儿子提出“君等幸得脱祸”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张良曾经为惠帝设谋保住了太子位，可见他是惠帝正统的支持者，在军功集团内部属于倾向于吕后势力的人物，他的另一个儿子，承袭留侯爵位的张不疑，在汉文帝五年（《汉书》记为三年）坐不敬之罪，侯国被废，

换句话说，吕后称制的基础，并不单单因为她是刘邦的发妻，更重要的资本是她与刘邦“共定天下”，拥有一部分开国功臣集团的成员作为势力基本盘，这部分“诸吕”在汉朝平定天下的战争中，军功甚大，所以才有吕禄这个“勋二代”的“上侯，位次第一”。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吕后封建诸吕，立三王，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法理上没有瑕疵，即“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

如果说拿高祖的“白马之盟”来说事，那么，吕氏封王的时候，军功集团就应该履行盟誓“天下共击之”，然而，他们没有，反而是陈平、周勃这对刘邦临终时候看好的CP共同表态“无所不可”，后来更积极地促成吕禄封王，可见，只要固有的权力格局不变动，究竟是不是“非刘氏不得封王”，他们并不怎么在乎。

政变的诱因，甚至不是吕后之死。

▲电影《王的盛宴》中的吕雉和张良

02

对于汉高祖政治结构的突破，来自于诸侯王的压力。

确切地说，来自于强藩的挑战。

在汉初的分封体系之中，齐王刘肥作为汉高祖的庶长子，封国广大、领民众多。《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里写道：

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齐言，就是齐国方言，此时天下初定，百姓流散，把所有能说齐国方言的人都还给齐王，这等于是让刘肥恢复战国时代齐国的旧疆，再加上齐都临淄在战国时代就是著名的商业都会，有民七万户，又占鱼盐之利，齐国绝对算是汉初诸侯国中最富强的一个。

《汉书·高帝纪》记录得更详细：

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

另一个大国是赵国，自张氏赵国定封，高祖九年时，赵国有邯郸、钜鹿、恒山、河间、清河、云中、雁门、代郡，也就是在赵王刘如意的时代，刘邦给最喜欢的儿子封了8个郡，人口肯定不如齐国多，但地盘比齐国还大。

到高祖十一年，分赵地一部建代国，以皇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这之后的赵国，还剩下5个郡，即邯郸、钜鹿、恒山、河间、清河。

惠帝、吕后时代，对于齐、赵两个大国，基本上是集中火力地怼。

惠帝二年，齐王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吕后元年，割齐国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吕后元年，分赵国常山郡（即恒山郡，后避汉文帝讳）建常山国；吕后七年，割齐国琅邪郡建琅邪国。

齐国去3郡，仍以刘肥之子为齐王，赵国去1郡，封吕禄为赵王。

结果，第一个构难起兵的，也正是齐王刘襄，汉高祖的长孙，他的两个兄弟，刘章、刘兴居为吕后封侯宿卫，甚至以吕氏女下嫁，仍一直在长安奔走反对吕氏。

▲汉墓中的骑兵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齐王起兵之后，首先夺取了琅邪王刘泽的封地和军队，进而西进与汉将灌婴对峙，得到承诺后又回军攻占为吕后割取的齐国旧地，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只有齐国发难了呢？

看似如此，但在《史记·吕太后本纪》里有一些隐藏信息：

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硃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

《汉书·高后纪》也有类似记载：

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状告产。

也就是说，起兵诛除诸吕的内战，至少应该有齐国、楚国两个刘姓诸侯国出兵，然而，无论是《史记·楚元王世家》，还是《汉书·楚元王传》，都没有楚国参与此次事件的记录。

楚元王刘交是刘邦在世为王的唯一弟弟，算是近支宗室中辈分最高者，其封国为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地盘不大，占据西楚霸王旧都，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相比起他来，这时候吴王刘濞还是个小年轻，守着荒僻的封地埋头种田呢。

汉高祖十二年驾崩，留下八个儿子：老大刘肥为齐王，老二为惠帝，他后面是刘如意为赵王、刘恒为代王、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另有汉高祖幼弟刘交为楚王、侄子刘濞为吴王。另有吴氏长沙王。

到吕后死时，这个格局完全改变，高祖兄弟为王的，仅楚国刘交；诸子为王的，只有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亲孙子为王的有齐王刘襄、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恒）山王刘朝；族人为王的有琅邪王刘泽、吴王刘濞；另有吕氏为王的梁（吕）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刘邦、吕后外孙鲁王张偃。吴氏仍为长沙王。

前后一比较，再看地图就能发现，到吕后死时，已经建立了一个以少帝亲兄弟为核心，以吕氏诸王为重镇的“内圈”藩屏，齐国这个最大的威胁也被切割掉了一半，纸面实力和吴、楚这种中等封国差不多了。

对于功臣集团，这个状态虽然脆弱，却是最稳定的，然而，齐王刘襄的决绝起兵，打破了整个平衡。

楚国的参与程度，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其政治意义却超乎寻常。

齐国六郡、楚国三郡，已有九郡发难，另有代国、淮南国、吴国，都是刘氏子侄，如果响应起兵，就意味着一场新的楚汉战争爆发了。

开国功臣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吕氏家族的权柄，将自己所有既得的身份、利益全部压上赌桌。

了解了这个信息，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在军功集团“诛吕安刘”之后，扶立了汉文帝刘恒，因为他们只有这一个选择，没有第二个。

对于他们而言，在齐、楚等刘姓诸侯王还没有取得军事优势之前，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掌握中枢讨价还价，才是继续保持权力、地位的唯一出路，这才有了周勃、陈平、灌婴等人的一致行动，通过“宫廷政变”而非“国内战争”的方式，出卖吕氏家族。

勋贵们抛弃了吕后十多年间提拔起的所有新贵，甚至出卖了少帝这个合法皇帝的生命，抢在齐王之前，迎立了代王刘恒，这个选择，史书上的解释是看“母家”，防止重现吕后。

其实，把上述诸侯王的名字、阵营摆一摆就很清楚。

抹掉吕氏家族及其拥立的少帝、三王之后，候选人只剩下楚王刘交、齐王刘襄、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

楚王亲缘太远，立他，汉高祖的牌位都没地方放了，只能从高祖子孙中选择，齐王谋反自有班底，两兄弟刘章、刘兴居，舅父驷钧为相、郎中令祝午为內史、中尉魏勃为将军，这一群人等到齐王当皇帝，必然要酬功安置，则高祖的功臣们要摆在哪儿呢？

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立齐王为皇帝，他起兵讨伐诸吕就是皇帝的“功劳”，属于不可抹杀的政治正确，那么屈从诸吕，甚至“公议”封吕氏为王的丞相、太尉、列侯们是什么？这不等于给自己制造“小尾巴”，等新皇来抓吗？

淮南王刘长从小由吕后养育成长，说起来比少帝还亲，立他，就要面临秋后算账的风险。

至于后人没事儿就提起的周勃的忠诚度，或者说汉高祖刘邦临终之准，其实都是佛像脸上一层又一层的金箔，贴上去的。最能代表时人观感的，无过于代王刘恒得知被迎立之后，在代国宫廷上的一次争论，《史记·孝文本纪》记录了郎中令张武的发言，也代表了群臣的公议：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原（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

想法不止这一点，那到哪儿了呢？又畏惧高帝、吕太后之威，那就是张武等人都认为这些功臣大将也有做皇帝的野心，只是被压服罢了，所以说，在时人的眼中，陈平、周勃等人，绝对不是什么“忠臣”，只是被刘邦、吕雉的权势压服而已。

▲电视剧《大风歌》中的晚年陈平

03

代王刘恒在下决心入长安继位之前，咨询了左右近臣，郎中令张武的顾虑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时，代国中尉宋昌站了出来，说了三条：

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

第一条，这天下是刘氏打下来的，是斗争的结果，历史的选择；

第二条，刘邦分封子侄之后，力量对比上刘氏足以压倒所有人；

第三条，汉朝对秦朝旧体制改造很成功，大家发财，没人想反。

这三条硬道理，雄辩地说明了开国功臣们为什么要扶立刘氏，也变相说明了刘邦为什么要分封同姓王，这些都是现实的政治角力，不是什么郡县制比分封制先进的简答题。

而且，宋昌是被项羽杀掉的上将军宋义之孙，之前以家吏的身份跟随刘邦入关中、平天下， 也是功臣阶层的一员，虽然不算顶级权贵，毕竟也是圈子里的人，对于开国权贵们的心思，无疑最有发言权。

哪怕是这样，代王刘恒还是害怕，又是找老娘商量，又是占卜，又是派亲舅舅去见周勃确认信息，最后才笑着对宋昌说：

果如公言。

六个人坐着传车（驿站的驿车）疾驰到关中高陵，还要派宋昌进长安“观变”，可以想象当时刘恒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真是一步天堂一步地狱。

且不论中间一系列的推让，只说代王刘恒接受了劝进，以天子法驾入宫，《史记·孝文本纪》的记录是：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

也就是说，真怕夜长梦多了，干脆，傍晚日落时分就住进未央宫，这过程中还出了个插曲。

▲电视剧《大风歌》中的汉文帝刘恒

《史记·吕太后本纪》：

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

请注意，这事儿发生在东牟侯刘兴居、汝阴侯滕公将少帝迁居少府之后，已经汇报称宫中安排妥当的情况下，竟然有天子近卫谒者端着长戟挡驾？要他们解除武装，还要太尉周勃亲自说话才行。要说这不是下马威，谁信？

文帝当天晚上就干了两件事：

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於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史记·孝文本纪》）

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史记·吕太后本纪》）

掌握军队，控制长安；任命亲信，保护自己；杀死旧主，以防后患；下诏定性，安功臣之心，就发生在一夜之间。

所有的环节都是必须的，但是占尽优势的功臣集团为什么没有反抗汉文帝的收权？

因为这个时候，功臣勋贵们需要汉文帝对他们之前的行为进行确认，而且这种确认还要将他们列为“诛除诸吕”的主导者。所以，汉文帝在入宫当夜，就以诏书的形式确认了“诸吕谋为大逆”，即将之前的政变定性为“平叛”，那么，这场政变的主谋和参与者们等于又立新功，而不是一群无视“虎符”、“节杖”、“诏书”，擅自发兵进宫捕杀相国、诸侯王的反贼。

更细节的处理，在于“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的排位， 将、相、列侯、宗室、大臣，有齐王、楚王什么事儿吗？诸侯王是没写的，轻描淡写地划入了“宗室”。

用一句现代的话来总结，就是功臣列侯彻底篡夺了“革命果实”，齐王等人的“正义”行动，不但无功，反而有罪。

▲电视剧《大风歌》中的晚年周勃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

魏勃是齐王的谋主，在政变之后，面对灌婴的责问使者，也只敢解释一句，家里着火不可能事先汇报给家长再救火，以开脱齐国无诏兴兵的罪责，然后就吓得两股战战，不敢说话。灌婴老将自然鄙视他，嘲笑他还能干点啥？直接给他罢免了官职，撵跑了。

可见，兴兵即有罪，另一方面，汉文帝又对齐国动了软刀子：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硃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看起来了很大方，可且不说这三郡属于齐国旧地，在齐王发兵后，齐军也已实际攻取了三郡，等于不多不少，假客气。

反倒是琅邪王刘泽，坚决反对齐王登基，推举代王上台，由琅邪一郡的地盘，一跃成为地连数郡的大国，这才是正经的酬功。

紧接着，汉文帝又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诸侯表作清都侯，后为鄔侯），周阳在上郡、鄔在太原县，虽然封侯，但是远迁，仍是削弱齐王、淮南王母家的支持，同年，齐王刘襄死去，谥号为哀王，也不知道是因为错失良机气死的，还是有别的什么不测，终究是死了，去汉文帝心头一大患。

更能反映汉文帝对齐王起兵“诛除诸吕”的真实态度的，是对于齐相召平之子的安排。齐相召平在齐王擅自发兵时坚决抵制，想事先出兵包围王宫，没想到被魏勃欺骗，反被围于相府，无奈之下自杀。

汉文帝十年四月，封召平之子召奴为犁侯，封东郡一千四百一十户，诸侯表中写明事由就是：

以齐相召平子侯。

这个时候，汉文帝的政权已经相当稳定，当事人齐哀王刘襄也死去多年，齐国地盘几经削分，已经不足为患，重提这个旧案，可见也是攒了多年的念头。

▲汉初的齐国疆域

04

当我们在了解以上信息之后，反过头去看文帝元年的政治斗争，也就能够洞悉其间隐秘的关联了。

齐、楚的无诏起兵，触发了功臣集团的危机感， 促成了长安“诛除诸吕”的宫廷政变，即出卖了之前经过合法程序认可的“吕氏领导班子”，又在事变后的利益分配中，将齐、楚排除在外，引入了最符合他们集团利益的代王刘恒，立为皇帝。

代王刘恒则投桃报李，对于之前的历史问题，重新作出解释，将丞相、太尉、列侯对于“白马之盟”的背弃，解释为暂时的隐忍；将“无诏夺军”的非法政变，解释成为“人心思刘”的传奇故事，当然也要“下不为例”；又对始作俑者齐王的起兵，不置褒贬，只是归还吕氏侵夺的齐、楚旧地，任天下人自己猜测。

功臣集团为了交换这些，付出了宫廷宿卫的职权；长安左近南、北军的兵权；付出了汉高祖刘邦认可、他们服从的合法皇帝汉惠帝的法统；更交出了作为“无功者不得封侯”誓约一方的道义权力。

因此，对于汉王朝而言，这次“靖难之役”的影响可谓翻天覆地。

汉高祖刘邦规划的、汉惠帝、吕后勉力维持的汉初分级封建的平衡体制，至此时已经名存实亡。

吕后死后，汉室中央权力交接的所带来的动荡，让刘氏诸侯王暴露了野心，让功臣列侯集团展示了投机者的本性，也让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认识到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并不安稳，这两个刘邦预设的盟友，随时都可能成为皇帝的敌人。

所以，整个“文景之治”40年贯穿的主题，就是政治上收权，经济上放权，用和平竞争的方式，一步步解除诸侯王和列侯的权势与武装，直到汉武帝登基，面对的就是一群没牙的老虎，除了仓库里堆积的黄金、铜钱和满堂妻妾，再也没有真正的实力与磨刀霍霍的皇权讨价还价了。

至于如何走出“文景之治”，我们下期接着谈。

刘三解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