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8日，“中国传播创新论坛”在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举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胡翼青教授在演讲中提出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何去何从的命题。
就长期以来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的两大困境，胡翼青教授首先展开论述。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概念，事实上难以做到。舒德森将客观性比喻为“风中的芦苇”，正是点明了这一原则在学理上的模糊性。另一方面，从专业主义社会学的角度，不同于法律、医学等，作为专业的新闻学在高等教育阶段几乎没有知识壁垒，基本上只是一种操作性的技巧、应用性的知识，其边界容易被其他中产职业所突破。
基于以上两大困境，新闻专业主义总是面临消解的危机。但之所以始终没有真正消解，专业主义及客观性仍然被反复宣称，是因为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由主观性决定思想决策的公共世界。
而在新媒体出现后，新闻专业主义又受到新一轮的考验，很多人开始关注公民新闻对职业新闻的挑战。但事实上根据一些调查，专业新闻机构对公民新闻是嗤之以鼻的，比如谁都承认，对奥运会的系统性、专业性的报道，非倚赖专业媒体不可。
于是，胡翼青教授进一步追问：既然专业新闻的合法性依然存在，为什么我们还会认为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挑战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需要在后真相的语境中寻找，即关键不在于新闻是不是专业，而在于我们到底需不需要专业的新闻。
由此胡翼青教授转而围绕“真相”命题展开论理，他援引斯蒂格勒关于记忆工业的观点，即记忆的形式可分为三类持存，第一持存为个人的短暂记忆，第二持存为个人的长期记忆，第三持存即记忆工业，则是指记忆通过媒介固化下来，并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斯蒂格勒认为第三持存决定了个体的记忆，同时也决定了个体关于世界的知识，因为第三持存的书写是一个有目的谋划的过程。在传统媒体时代，所有媒介都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主流意识形态有足够的时间用以谋划把什么界定为真相。就此而言，真相是由权力界定的，滞后性为记忆工业编织完整故事提供了可能。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滞后性被终结了，新闻被碎片化、无逻辑的新闻线索取代。于是在2010年前后，新闻专业主义有了新的言说，认为客观性不再是核心问题，而核实真相成了首要问题。但悖论的是，对于专业新闻从业者而言，时效性和准确性二者不可兼得，核实真相在同步传播的时代已经变得尤为艰难。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受到了质疑：互联网时代，新闻真的能提供真相吗？所谓真相究竟是由谁界定的？
而从网络用户的角度审视，胡翼青教授提出了“传受边缘人”的概念。新媒体传播的一大特征是人们趋向于为了传播而接受，而既传又受需要用户充分掌握事实，但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有条件核实真相。这就导致了扯淡文化的盛行，人们不在意自己传播的内容是否是真相，而只挑选或编造那些符合他们目的的话。人们关心的不是准确无误，而是关心陈述是否有诚意，是否有温度，是否符合人之常情。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互联网媒介的可信度如此之低，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上网的劲头。由此可见，在后真相时代，尽管公众不断呼唤真相，但他们其实并不在意于是否最终可以得到真相，这可能是当前新闻业面临的更大挑战。
在演讲最后，胡翼青教授回归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命运，重申了专业新闻的一切价值都基于对真相的宣称与公众对真相的需求之上，由此他认为，即使在未来新闻专业主义仍被坚持，其角色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推荐阅读文献：
1. 【美】迈克尔·舒德森，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共三卷)，译林出版社。
3. 【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刘海龙、连晓东译：《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 【美】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陆佳怡、孙志刚、刘海龙译：《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5.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整理：李润阳 编辑：李阳雪
来源：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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