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古代中国的“黄金”经济带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人工运河，没有之二，它是苏伊士运河(长170公里)的10倍。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其地位与作用绝对不亚于长城。京杭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流经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和浙江，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千米。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春秋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了一条引长江水入淮的运河，称邗沟，以后在这基础上不断向北向南发展。北方的黄河流域自然条件较好，从远古到西晋期间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从西晋末年至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步开始南移，但是在唐“安史之乱”之前，经济重心还是在北方。直到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才开始转移到南方，从唐之后的五代十国起，南方经济才开始逐渐超过北方。南宋开始，我国经济重心转移到了东南地区，中国已稳定地形成了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的经济格局，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长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此后，历经元、明、清三代，经济上南方领先于北方的形势始终没有改变。而连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就成为了古代南北经济重要的经济纽带。

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从西晋末年到魏晋南北朝，国家处于分裂和战乱的状态，这时的京杭大运河南北也无法连通。随着北方汉族人口不断的南迁，南方的经济悄悄地蓬勃发展起来了，隋王朝在天下统一后即做出了贯通南北运河的决定。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方式称之为漕运，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与动力供应系统，维持王朝的生命延续。由于古代海运存在海盗、风浪等问题，在漕运史上运河水运是主要首选方案。汉建都长安，每年都将黄河流域所征粮食运往关中。隋朝贯通南北运河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漕运，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隋炀帝迁都洛阳后，公元603年下令开凿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并改造南方的邗沟和江南运河，洛阳与杭州之间全长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而洛阳成了运河南北的交汇点。

京杭大运河

在十三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让南方的粮食更顺畅地运到北京，不再绕道洛阳。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公元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开通山东济宁到东平县的济州河，公元1289年，开通东平经由山东寿张西北至山东临清的会通河，1292年，开通惠河，引北京西边的昌平诸水入元大都北京，1293年，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千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价值堪比长城。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本身越来越商业化。先是漕运过程中私带货物，朝廷屡禁不止，转而主动明确允许漕船北上时可以附带一定的货物，漕船南返时允许载客运输。南方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不断由运河南下。漕运等船舶在运河上连绵不断，清的漕运总督那都是富得流油的官职。沿河各地港口蓬勃发展，沿河港口商人们修建很多会馆，如运河山东段聊城港山西和陕西商人就修建有山陕会馆，可见两岸港口之发达。昔日运河重要港口聊城境内的东昌湖就占城区面积的三分之一，此湖就是京杭大运河长期注水的结果，是长江以北著名的水城。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就是走的京杭大运河，不仅欣赏了江南的美景，沿河的美景以及沿河各个密密麻麻大小港口的繁荣，想必也给乾隆大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京杭大运河

明清时，每年400万石的漕粮由运河北上，明清的棉花主产区在北方，发达的纺织业在江南，大量的棉花通过运河被运到南方，每年数十万匹苏杭织造丝织品则又通过运河运抵京城。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这些运河边上的城市，因此成为商品集散地，南北物资商品在沿河各港口交流集散，商业盛衰与运河始终。乾隆年间，苏州的运河码头“各省都会客货聚集，无物不有，自古称为天下第一码头”。沿河大大小小的港口码头因为运河逐渐兴盛起来，无论白天晚上都热闹异常，灯火通明。运河不仅国家的生命线，运河两岸更是一条繁荣的经济带，它也直接刺激了明中后期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古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元朝住了17年，其中《马可波罗游记》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运河两岸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