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科学和伦理——西方穆斯林与伊斯兰的未来

信仰、科学和伦理

选自《西方穆斯林与伊斯兰的未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 著

曹磊 译

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所做出的所有分析都会帮助我们处理一个对于当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来说是基础性的问题。我们常常回忆穆斯林在历史上对于科学发展和进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且强调这样的事实——穆斯林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多地促使科学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如果这些事实可以证明目前穆斯林国家在科学领域的落后不是伊斯兰所固有的，那么这除了能让我们内心舒服一点之外对于解决当代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在工业和科技发达的国家里，穆斯林似乎遭遇到了一种困惑，纠结于自己特殊的伦理和科学之间，在自己的信仰和社会信条之间有时候看起来是矛盾的，更多的时候是互相斗争的。在信仰、神圣经典、伦理、人类和科学之间，究竟该保持哪一种关系？大多数穆斯林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科学研究的某一些方面，在现代性的压力下是否会变得“非伊斯兰”呢？为什么我们谈论“理解的特性”和伊斯兰的普适性同时，感到很难理解世界的知识和进步？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这些明显的矛盾该怎样解决？

我们已经看到学者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所做的分类工作是多么必须和重要。当他们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经典本身、研究的要求以及历史的变迁，一起促使他们去区分宗教研究具体领域[ ]：由此产生了古兰学（ ulum al-hadith）、教义学（ilm al-aqida）、教法学（ilm usul al-fiqh）等等。

大约在10至11世纪的时候，这些学术就已经产生了，如图2.1所示。这是一种应运而生的、适应每个领域的目标和界限的分类法。而且它自然地促进了所有其他科学的研究，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因为《古兰经》和传统要求人的智慧研究和理解这个世界；第二，因为宗教学本身常常以科学发现（例如医学和天文学）来引申出某个方面的实践；第三，因为参考框架是如此的丰富，伦理与科学之间的联系是自然顺畅的而且毫无风险，因为在那个时候（对研究）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所有这些都被伊斯兰文明所深刻影响和滋润）一起在西方发生，并开始了世俗化的过程（尽管有所不同），开始释放（越来越自主和科学的）理性的力量，伊斯兰文明似乎停滞了。在“伊斯兰科学”（Islamic sciences）和其他知识领域之间过去自然而连贯的相互作用（一些乌莱玛两者都掌握）现在似乎不存在了。过去凸显穆斯林立场的那些科学的伦理方法现在似乎越来越远离道德规范，并且以从宗教权威当中获得解放来攫取权力（在西方，现代的科学这样形成了）。被伊斯兰伦理教义所包裹的穆斯林，越来越不能更新道德框架和理性自由之间的动态的联系，感到自己在欧洲的扩张和活力面前危机重重。乌莱玛们渴望最高的宗教学权威，宁愿牺牲“其他的知识”而保住宗教的规范。在6个多世纪里，没有一位穆斯林学者说过反对科学，但是他们都宁愿回忆伊斯兰过去在这方面的辉煌以及宗教不断促进科学向前发展的故事。在这种持续的怀旧之情和理想化的美梦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忧虑，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再有能力知道怎样重建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使得宗教的教义给科学一个庄严的目的，而不是滥用科学的成果或者阻碍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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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类型学和伊斯兰学术分类

总的感觉是在中世纪时代背景中意义重大的伊斯兰学术分类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它仍然是两极化的（本质上讲是非常希腊化的）知识层级。对于穆斯林精神来说，问题仍然是一样的：“启示包罗万象的特征”开始直面现实的矛盾，并且很难与之相融。解决的方式之一就是彻底投入现实，诸如展示《古兰经》所包含的科学真理，但是在这种经典里搜集科学发现，这种“和谐化”，很容易使启示变成了一本科学教材，很难掩饰我们在投身科学世界的同时保持经典完整性的无助感。另外一种方法，本身也很有趣，是由著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伊斯梅尔·阿尔法鲁齐（Ismail al-Faruqi）所提出的，他一生都生活在美国，是“伊斯兰思想国际学会”的创始人之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slamic Thought），他提出了一种“知识的伊斯兰化”（ Islamization of knowledge）的观念，提出讨论隐藏在各种所谓的世俗科学之下的范式（paradigms）。这种观念现在已经体现出了局限性并且没有实现提出者当初的希望。穆斯林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怎样重建这种关联？

再一次回归经典的源头使我们可能会勾勒出这种解决之道的轮廓，经典所告诉我们的可以用以下两个主题来表达：

1.（真主在经典中所揭示的）源头的一致性，也就是伦理依据的基础，从来没有暗示过方法的相似性或者方法论的统一性。

2.以理性方式建构的各种方法论，是研究目的的起点，而不是与超绝主宰或祂所预定的知识系统的关系。

研究经典，作为研究本身的目的，展示了方法论的多元化，促使“伊斯兰学术”的多种学科兴起，每一种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论、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及局限性。同样的逻辑可以在所有的知识领域指导我们。

信仰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连接了信众和造物主，生活应该致力于接近陶希德（tawhid）的核心。正如我们所见，致力于神圣经典和陶希德的智识将会产生出一套伦理体系，这套体系建立在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之上，也居于伊斯兰普遍启示的核心位置。而且，同样的智识也会完全自主地、在研究目的的基础上产生出合适的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和方法将会为我们提出的关于科学的问题设定边界。换句话说，理性完全一致地与源头（真主和经典）相连，一方面制定出伦理教义，另一方面理性本身受研究目的的驱使会设定出自主的科学原则和方法。不需要将科学伊斯兰化，或者将伦理与科学方法混淆：伊斯兰的普适性展现出一种没有混淆的一致性。如果我们想避免两极化的僵局（这种僵局是中世纪的穆斯林思想所产生并在过去的表述方法下展开的）就必须提出一种新的关于科学世界的表述方法。我们可以用图2.2的形式来表示。

图2.2

在图2.2中，从陶希德的核心开始，向外的箭头表示了伦理教义来自于神圣的经典源头。沿着同心圆分布的是各门类的科学，每个门类都有自己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理性在研究目的的基础上自发建立的（例如，经典对应宗教学，人体对应医学，社会动态对应社会学）。不同的圆代表了不同的科学与经典源头接近的不同程度（没有任何等级之分）。因此传统上被称为“伊斯兰的”科学处于第一个圆之上；人文科学，范围很大程度上是解释性、主观性、思想性的科学处于第二个圆之上（特殊的世界观可能会影响这些科学门类的研究工作）；坚实而纯粹的科学在最后一个圆之上，因为这些科学门类的方法论是彻底自主的，与研究目的所赋予的结构相关联。伊斯兰伦理广泛而普适的启示无一例外渗入了所有的科学，要求与道德的一致性，但是又不会混淆道德与科学方法（其本身是道德中立的）的自主性。

因此，人类的理性在两部书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为研究的目的，每一部书都决定并赋予了具体的方法论。从“启示之书”当中我们必须推演并组织语法、原则的分类或教义的内容。从“自然之书”当中我们必须发现法律、功能和组织的逻辑方法，这些产生了医学、化学、物理学。伦理是照亮人们“虔信地”阅读这两部书的光芒：它需要理解法律，也需要尊重平衡。

这种新的表述使我们可以改变旧的范式并重新发现使之联合的方法。在谈到构建人类的因素的时候，我们会指出没有一个人的“正面”或“负面”因素是由其“自身”来证明的，道德品质是通过认真、严谨、自我控制和谦逊来体现的。在科学当中也是如此，正是可控的科学方法和应用的伦理之间的结合使得人们忠实于位居各种知识核心的本源。因此就像所有构成人类的因素一样，（由造物主在启示中赋予的）所有的科学方法本质上都是“伊斯兰”的，由人类以终极价值的名义掌握，人类从良知上说也必须如此。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应用当中，信仰者的意识必须对伊斯兰精神世界当中的三个基本的道德问题作出回应：

1.我从事这项科学研究的意图是什么？必须与陶希德产生积极的联系。

2.我必须遵守的伦理边界是什么？伦理教义具体的应用必须合理地与神圣的源头相关联。

3.我的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具体的行为必须整合到“信仰之道”，“通往源头的道路”当中。

在这段分析的最后，我们要理解殊穆里亚（shumuliyya）的原则，即伊斯兰启示包罗万象的特征，这种特征构建了一切事物，但是混淆分类或者另一个极端“彻底割裂” 除外，如果彻底割裂道德与科学，人们可能会合理地渴望拉伯雷（Rabelais）所说的“没有良心的科学”的出现（法国文艺复兴巨匠拉伯雷的名言“没有良心的科学只是灵魂的毁灭”。——译者）。当我们思考与经典的联系时，同样的逻辑我们已经遇到过。人类，或者整合的原则，在这里发挥作用。借助于陶希德，信仰需要理性，理性应该与之联合，融入到完全的信仰当中，作为（人主之间）契约意识的证据。这也是一种对“普适性”观念需求的表达：在实践当中，这意味着穆斯林必须在自己能力胜任的范围内，在所有现代知识的领域从事开创性的专门研究，而不是被这种知识所陶醉，把它当做一种现代的新式偶像，穆斯林必须为现代科学所提出的伦理问题作出回答。穆斯林面对的科学挑战需要探索从内部来应对，而不是从社会边缘或者科学本身来应对；要掌握各种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要讨论各种假说和应用；并且要提出新的观点。最大的挑战是保护本质的核心——与源头的联系、责任感和保留“对祂的需要”的清醒意识，这种意识带来了谦逊——甚至在科学活动当中。（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