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文人篆刻艺术的开山鼻祖

　　篆刻，顾名思义，就是一门使用书法当中的篆书和镌刻技艺来制成印章的艺术形式。篆刻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迄今已有三千七百多年的历史；篆刻也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形式，直溯文字渊源，旁通书、画之理，与其姊妹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兼涉镌刻技艺，内含人品性格和文学修养，从里到外都散发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远在三千七百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盛行刻字艺术，当时的印面只有象征血缘集团的记号，附加在同时期的青铜器或旗子上；到了周代，以青铜质为主的“周玺”大为兴起，各种大小和形状都有，并且分为白文、朱文两种；至秦代，中国的文字由“籀书”演变成为了篆书，篆书在印章上的应用使得印文更加圆润苍劲、笔势更加挺拔，印章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

　　唐、宋、元时期，伴随着当时中国文人书画的兴起和发展，印章开始逐步运用到了书画作品上，诗、书、画、印成为当时的文人“四艺”、相互辉映。可是由于当时刻印工匠对印章篆书篆法的不精通，一些文人只好自己写好印稿交与刻印工匠去刻制，宋代的大书法家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人的印章都是自己篆写好印稿后请印工刻制的。

　　到元代时期，大书画家赵孟頫不但自己篆写印稿，而且自己动手刻制印章，赵孟頫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他自己篆写印稿自己刻制出来的印章形态优美、风格典雅，一反当时印章刻意追求形式主义的流弊，让宋代任何一位文人的印章都相形见绌，这种开创潮流的做法使得越来越多的文人效仿并亲手参与治印。

　　赵孟頫所处的时代，他看过了太多唐、宋时期盛行的叠文印、九叠篆，对这些呆板、拙劣的篆法和篆刻风格并不是特别的满意，赵孟頫在看了古印印谱《宝章集古》后，十分推崇汉魏印的典型质朴之意境，从中挑选摹得340钮“汉魏而下”的印章辑成一本《印史》，《印史》堪称古印的形制大观，可惜这部巨制现在已经失传，只留下一篇序文《印史序》，赵孟頫在《印史序》中说到：“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序文中，他批评了“近世士大夫”的“流俗”之巧，因此他疾呼在具有“典型质朴之意”的汉魏印中取法，来纠正当时印坛刻意追求形式主义的流弊。赵孟頫在书画美学观念上崇尚和提倡“古意”的思想同时影响了其篆刻审美观念，他所倡导的“印宗秦汉”，宗的是风格，而不是简单的形式。由于赵孟頫极力推崇质朴的汉印，以汉印为正宗的审美观在元代士大夫文人中普遍被接受，从而也确立了元、明、清三代直至今日仍然主要影响着印坛的“汉印审美观”，更是迎来了后来明清时代印章兴盛时期的到来。

　　在篆刻实践当中，赵孟頫主张用“玉箸”（即小篆）入印，他所用印章均是自写篆文，如“赵氏子昂”、“赵”等。赵孟頫所篆印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世称“圆朱文”，或称“元朱文”。 这种印式，线条细致，宛转如游丝，笔法工整圆润，布白均匀，印文与边栏一样幼细，有静穆稳定之感，和赵孟頫的绘画、书法，风格一致。陈谏在《印说》中指出：“圆朱文：元赵松雪善作此体，其文圆转妩媚，故曰圆朱。要丰神流动，如春花舞风，轻云出岫。”圆朱文，故小篆细朱文印，为篆刻艺术继古玺、汉印之后最重要的品类，三者如鼎足而立。由于赵孟頫的巨大影响，元代文人用印采用“元朱文”格式成为当时的一大趋势；元朱文印章后来也发展成为一种印章篆刻之风格流派，是篆刻工稳一路的代表形式，对明清时期诸多流派印风有着重要影响。

　　从赵孟頫遗留下来的篆书手迹，对照他的书画作品所用印章的文字可以看到，其印章的篆文书体，与古玺印尽管形貌不同，却有其精神，更拙朴，更加充实、稳定、饱满。更有古典稚气，更加强调线条的运动感。可谓在传统印学基础上，变革当时印风，闯出一条新路。这些文字秀丽的印章蘸上朱红色印泥，钤盖在书画作品上，与书法、绘画相映衬，实开文人在书画等各方面全面用印之先河。体现了赵孟頫这位大艺术家多方面的修养和对印章艺术书法美和章法美的追求。必须承认他的这种改造是极富创造性的，正如辛尘先生所说：“是借小篆朱文印这一形式实现了‘文气’对‘官气’的置换。”也就是说唐宋官印通过赵孟頫的改造开启了文人篆刻的朱文印式，成为另一种新的典范，对后来的篆刻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

　　赵孟頫是一位分水岭式的篆刻家，一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参与篆刻创作并亲手治印的文人士大夫艺术家，这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也是“圆朱文”印的创始者，更是第一个站在审美的角度评价汉印之美的篆刻家，第一个举起向汉印学习大旗的篆刻人；他对汉印的倡导，使得“印宗秦汉”的思想意识在当时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对篆刻最终形成“印宗秦汉”的学习道路有着重要意义；他对印章艺术的深刻思考，更是引导篆刻艺术步入到了传统的正道上来。

　　赵孟頫是文人篆刻艺术的开山鼻祖，他在中国篆刻史上应当是承前启后的，他对中国印章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对文人篆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