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新解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新解

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开玺

一 传统的观点与理解

1900年中国北方各省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挟光绪帝等向太原、西安方向逃去。

1901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1]这一上谕充分表现出义和团运动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辱媚外、妥协乞怜的可耻嘴脸，人们斥之为投降卖国，决非仅是出于民族的义愤，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天华称清政府为“洋人的朝廷”，也决非仅是出于反清革命的宣传需要。清政府确为无耻的卖国者。

但是，笔直者以为，人们对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词的理解，却似乎存在着某些误解与歧义。无论是专业治史者，还是一般国民，每当读及此，无不痛感民族之巨耻，皆以为清廷此语是表示将最大限度地满足列强的要求，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章开沅、陈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写道：慈禧看到列强未将其列为祸首，“大喜过望，立即诏告奕劻、李鸿章，不论条约如何苛刻，均可照办，并慷慨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感激帝国主义对他的赦免，准备进一步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2]如果说这一表述尚还较为模糊或含蓄，那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则是极其明确写道：“这道上谕说，朝廷的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是说它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3]张革非、王汝丰编著的《中国近代史》也以类似的语言表述了类似的观点：“1904年2月14日，慈禧又发出上谕，要求奕劻、大学士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说，要将中国的一切物质财富，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讨好帝国主义，以博得他们的欢心，换来自己的反动统治”。[4]徐凤晨、赵矢元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也明确写道：“西太后还厚颜无耻地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决心以最大限度的卖国，争做帝国主义‘欢心’的走狗”。[5]甚至有人为此而怀疑这一上谕的真实性。季云飞先生撰文说：“以往所有史著都认为慈禧在接到议和大纲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笔者核查了上文提及的1901年2月14日上谕，只有‘结与国之欢心’，无‘量中华之物力’，看来前半句是后人加上去的……若原谕上有前半句，我想称此时清政府是卖国也并不过分”。[6]

笔者于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也曾对这一上谕内容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认为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为维持其反动政治统治，的确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以换取西方列强的欢心。但无论如何也不大相信清政府会无耻到将这一思想，毫无遮掩写入堂堂的上谕之中。如此一来，清廷在国民心目之中，还有什么权威？清政府面临的不是其傀儡政权是否可以存在的问题，而是其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大约20年前，笔者专门为此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调阅了清廷的上谕档。当该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十二个字，赫然映入眼帘之际，我顿感无比失望、无奈。

当时，我承认也相信我们的先人确曾这样的无能，但就情感而言，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容忍清廷何以如此的无耻。但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上谕，我只得无奈地接受了学界对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理解。在课堂上也曾如学界一样痛斥清廷的无能与无耻。

二 “量中华之物力”的来由与本意

前不久在重读《义和团档案史料》，发现了“量中华之物力”的来由，同时对清廷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句，亦有所顿悟，愚以为人们于此确有误解之处，颇有“开卷有益”之感。现姑妄言之，不当之处，冀识者、智者教我。

1900年12月中下旬，列强向清廷传抄其议和大纲十二条。其是第二款规定：“中国允照赔偿各国各款”。当时清军机处就估计到列强在中国对外赔款问题上，将有可能“狮子大开口”，因而致电议和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惟亦需量中国力所能及，或宽定年限，或推情量减，应请磋磨”。[7]此处的“需量中国力所能及”，即为后来“量中华之物力”的最初表述。

当时，中外议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对外赔款的数目、方式（现款一次性付清或借贷分年摊还）和赔款来源（提高海关税收，其对象是外国商人；加捐加税，其对象是中国广大的人民）等。清廷所谓“量中华之物力”者，“应请磋磨”者，皆是围绕这些问题而生而来。

俄国和德国，在中国对外赔款问题上，表现得特别贪婪。俄国为了应付其1899年至1900年国内的财政危机与经济危机，建造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向中国提出了惊人赔款数目。德国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竟向中国提出了20亿马克（约7亿两白银）的赔款要求。皇帝威廉曾明确华的德国元帅瓦德西，“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8]甚至“坚持中国赔至最后一分钱”。[9]

为了解决中国的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形容赔款的标准、范围，规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随后又成立了美、德、法、日四国组成的“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

1901年1月13日，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就列强要求赔款一事分析说：中国对外赔款为数过巨，必将导致中国上下交困。但是，若中外不能将中国对外赔款数目确定下来，那么列强方面的欲望将会更高更奢。根据总税务司赫德的估计，在四五十年内，中国对外赔款“连借款利息计算在内，共需十数万万”。这就意味着中国每年须再多筹出三千余万两。中国财政原本即万分拮据，“若再加三千万，竭天下脂膏，不足还债，何以立国？”在此，盛宣怀说得十分明白，中国如对外大量赔款，将不堪重量负，无以为国。他认为，中外正式立定条约之前，彼此可有说帖、照会往来，目前“若不（就赔款数目等）切实引申（剖辩），恐后难磋磨”。就此问题，他不但致电清廷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而且致电清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希望清廷内外能就此早做切实的准备。盛宣怀特别致电奕劻、李鸿章，提醒他们说：在与列强讨论赔款问题时，切不可言中国当量力而行，“若只云量力，彼谓用西人西法，力必有余，恐其侵我财政”。[10]于此，我们可以看出，盛宣怀中国对外交涉赔款时，不能只讲“量中华之物力”，而是要通过外交交涉尽可能地保持中国的财政主权，尽可能少地对外赔款。

西方列强在中国对外赔款问题上，始终是欲壑难填，声称“各国所索兵费，如数给允，始各退兵”。2月6日，盛宣怀再次致电行在军机处荣禄等人，“似此，各使索款，恐又不易磋磨”。英国驻华领事曾向盛宣布透露说：“各使多欲立功”，因此中外商讨赔款问题时，各国驻华公使“决不放松”，建议盛宣怀通告清廷，“惟有请发国书，恳切委婉措词，虽各国意见不同，当可宽期（限）减少（赔款数额）”。为此，盛宣怀要求清廷能够“酌发国书，英、德、俄、法、义（当为美国之误）、日、意同发，似可有益无损”。[11]

盛宣怀请发国书的建议，很到清廷的同意。军机处于2月7日立即电告盛宣怀：“所请颁发英、德、俄、法、美、日、意国电，所见甚是”。惟各国情形有所不同，因“贵大臣熟悉洋情，希即分别代拟”国书。然后“电知本处，再行斟酌办理”[12]。

2月9日，盛宣怀将其代拟国书内容电告清军机处。2月11日，清军机处致电盛宣怀：“所拟国电，奉旨照办。文内‘向未’二字，改作‘尚少’；‘实行新法’四字，改作‘力行实政’，余俱照拟办理”，电令盛宣怀“迅即分电英、德、俄、法、日、意出使大臣转递，并将各国君主称谓，悉照旧式分别填写，毋漏毋误为要”[13]。王寿朋所辑《光绪朝东华录》之盛宣怀所拟国书，与《义和团档案史料》所拟国书，除上述两点修改不同之外，还有两点小小的不同。其一，《光绪朝东华录》中“求保亚东太平之局”，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作“永保亚东太平之局”。其二，《光绪朝东华录》中“望贵国始终玉成”，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作“尤望贵国始终玉成”。[14]

正是有着前述与列强交涉的种种努力，才有我们文章开始所引2月14日的清廷上谕：“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如我们只注意以上所引上谕的内容，很容易得出学界对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传统理解。但是，该上谕后面一段话，似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惟各国既定和约，自不致强人所难。著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结合清廷大臣在对外赔款问题上的种种外交努力（当然是不成功的），及2月14日上谕的后一段文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清廷的上谕是要求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必须“竭忠尽智”，与列强切实相商，不得在赔款等问题上“狮子大开口”，任意要挟，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

如果至此仍不能完全理解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究竟何意，我们可再看一看此后的相关上谕或清政府官员的函电，或许可以逐渐清晰起来。

3月1日，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风闻已与列强议定，中国对外“赔款柒万万，可连利在内，分五十年，每年还壹千四百万两。诚能如此，未始非国书之力”。[15]但仅是风闻而已。

为筹集对外赔款，清政府曾力图说服列强同意其提高海关税率，但遭到到反对。而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在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从中国获得最大赔款，却要求清政府进一步对中国广大人民加捐加税。清廷官员对此表示忧虑与不满。1901年2月6日，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曾就此问题致电清廷军机处：“现值开议和约详细条目，各国各会各人赔补之款，自当照约办理。惟库储一空，若数目过巨，力不从心。或谓中土民物蕃庶，不难搜括。然中国千百年来取民甚薄，若一朝苛索，恐民心思乱，积怨生事”。[16]

4月中下旬，法国驻华公使毕盛代表列强通知清政府：截至1901年7月1日止，中国需对外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海关两，否则，过期另加占领军费用。同时列强不断施加压力，迫令清廷向国内人民加捐加税，筹集赔款。4月中下旬，清政府命驻各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表示，若清政府按列强要求加赋，“必激民变，中国不能允”。[17]

对外赔款总数确定后，清政府尚做了些微不足道，且无任何成效的外交努力。5月4日，清军机处尚在电令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至四万五千万，三十年摊还，数巨期迫，不免棘手，务需全权向各使极力磋磨。总期减少银数，宽展年限，庶几尚可措手”。[18]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也曾多次电奏清廷，要求清廷电令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等与各国公使，“极力商劝”，“极力磋磨”等。当清廷请减少赔款总额无望后，盛宣怀、张之洞等曾一度将与列强“磋磨”的重点改为减降利息，希望将年息四厘降为三厘、三厘三或三厘五。[19]

综述上所述，可见当时清廷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量中华之物力”，就其本意而言，并非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是在确保其政治统治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去“结与国之欢心”。

我们可以打个比喻。清政府好比一个怯懦之人，身上带有白银百两，这是其一家的全部家业与生存保障。一日突遇数名手持利器的强盗，强盗以死相威胁，迫其交出所带银两。此人当时固然首先考虑的是生存。然而其一旦发现这几名强盗只想图财，而不想害命，那么，一般而言他不会主动地将自己的上下口袋，里里外外地全部搜罗一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钱财交给强盗，而是在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寻找各种理由（诸如，家有高堂老母，又多幼稚子女，时逢天灾等），尽可能多地为自己保留下日后的生活保障。清廷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即是如此。袁世凯所谓“和议将成，赔款甚巨，此后愈贫愈弱，势难自立……和未定，弱可忧；和既定，贫可忧”，[20]大概正是清廷处境与心态的生动表述。

当然，就总体对外态度或本质而言，清政府的确是为了“结与国之欢心”，而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利益，《辛丑条约》内容之苛刻，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危害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

笔者以为，对于清廷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述理解，并不影响学界对于清政府于义和团运动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与工具的传统评价。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945----9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2] 章开沅、陈辉生编：《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24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3]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7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4] 张革非、王汝丰编著：《中国近代史》，284页，红旗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5] 徐凤晨、赵矢元主编，大学历史系自学业丛书：《中国近代史》，47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季云飞：《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历史考察》，《学术月刊》，1992年第6期，81页。

[7]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832----8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册，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9] 转引自王树槐：《庚子赔款》，12页，台北，精华印书馆有限股份公司，1975年3月版。

[1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8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1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9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1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9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1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931页；933页，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14] 请参看朱寿朋所辑《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4615----4616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931页。

[15]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9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16]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9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17]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0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1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0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19] 王树槐：《庚子赔款》，108页，台北，精华印书馆有限股份公司，1975年3月版。

[20]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四十九，一六页，第二册，总111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