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和“中华帝国”崛起有区别吗？

在人类历史上，后起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严重失衡，甚至引发世界大战，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德国和日本就是例证。前苏联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不会重蹈覆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逐渐走上了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国不会也不需要通过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更不会也不需要采用争霸或损害别国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而在当下的学术和舆论中间，一些人已经习惯了用“中华帝国”、“华夏帝国”去形容古代中国，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用法。因此，在谈论中国的崛起时，一些人经常有意无意的使用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词汇“中华帝国崛起”，盲目甚至错误的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中华帝国”的崛起，然而“中华帝国”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和文化危险的词语，在中国的语境中，至少从目前来看，还带有很大的意识形态属性，如果我们能明确“帝国”的涵义，就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使用这个词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些隐蔽的陷阱，把“中国崛起”和“中华帝国崛起”两个说法分开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中华帝国崛起”的说法在政治上隐藏着一定的风险，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众所周知，在中国本土的语汇里，原本只有“天下”、“皇帝”这样的字眼，十九世纪之前，在中国的语言里面原本没有“帝国”这个词，在中国首次使用“帝国”这个词的是李鸿章，李鸿章之所以使用“帝国”这一称谓，是因为1895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他面对“大日本帝国”的名称，感到不能降低国格，就把大清也当作一个“大清帝国”，才用它达到一种平等的效果。然而之后，李鸿章的这一说法却不胫而走，在晚清王朝走向衰弱之际，在内部腐朽落后和外部列强侵略的双重压迫之下，大多数国人仍然看不到一条正确的出路，而又心有不甘，只能寄希望于腐朽落后的清朝，深信只要燃烧起新的希望，奋起救亡，勇于变革，就可以改变目前的艰难处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帝国”的提法很快被国人所接受，出现在此后几年内的报纸、地图、法典中，官方还制作了一方有“帝国”字样的玉玺。后来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妄图建立“中华帝国”，却在国民的一致反对中迅速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

我们看到，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帝国”无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被政治家和学者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中，赋予了迥异的涵义和褒贬色彩，也使得在理解“帝国”的概念过程中存在许多的混乱。“帝国”(empire)一词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拉丁词 imperium，指古罗马长官发布命令并得到被统治者的完全顺服的权利，后被扩大指罗马向被统治的民族要求顺服的权力。此后该词的意思经历了一系列的沿革，其内涵已经有所偏离最初的拉丁涵义。罗马人对帝国下的最初的定义主要是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有学者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在西方历史中以及历史学家对它的运用中仍旧保留了这种传统。如果能够将帝国的定义局限在政治和法律的意义上来使用当然是比较安全的。从这个角度帝国指的是有明确的疆界划分的某个具体的政体，它对不同程度地处于直接的行政管理之下的被统治者具有主权的权威。它不仅仅是霸权或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影响，也不同于一个伟大的文化具有的吸引力或某种虚幻的全球经济系统的力量，更不是指任何形式的外来的、强加的权力或影响。”

但是，“帝国”一词在其使用的过程中涵义不断地发生着变异，对其产生了诸多不同的理解。无论怎样理解帝国的确切含义，所谓的“帝国”一般都包含着如下的几个特征：第一，帝国所统治的领土辽阔，统治民族众多，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大日本帝国等；第二，帝国在内外政策上，往往对内进行专制和高压统治，对外实行权力和意志的扩张，如希特勒所建立的“大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并积极寻求各国的认同，有着全球的野心和幻想，如神圣罗马帝国的扩张，如大英帝国想建立“日不落帝国”，将整个世界都作为它所拥有的海外领地。

9．11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帝国论”，认为美国已是当今世界的“罗马帝国”，当然这些论述都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提出来的。西方一些人认为，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非物质领域，美国对于其他大国都享有全面优势地位，同时美国又面临着与以前不同的安全问题和其他冲突，美国应该使用“新帝国主义”的政策来应付这类危机。新“帝国论”者认为，美国采取的“新帝国主义”政策选择应该包括：试图把美国的领导地位与现行国际体制下的国际合法性结合起来，摆脱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烦琐程序，建立类似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类虽然是国际组织却基本反映美国利益的国际管理体系，在美国的领导下可以任意采取行动；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起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

新“帝国论”已经对国际局势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美国以及后来英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以及资本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推销民主和制造各种军事政变以及代理人战争史等等，实质上体现的是西方国家利用“现代帝国运动”不断固化自由竞争时期国际垄断势力在全球的统治力，不断地打击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维护能力和自保能力，并使得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和秩序进一步得到强化，不断地威胁和挑战20世纪以来世界理应追求的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秩序。新“帝国论”作为现代版的“帝国主义”，有其帝国主义的内在本质属性，帝国主义的本性始终没有变。西方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所谓“帝国”(Empire)的新概念，他们认为，伴随着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这就是“帝国”。“帝国”是一种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趋势，是“有效而长久地维持现有全球秩序的唯一的权力形式”。它是一种“网状权力”，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它的基本构成或结点既包括主要的民族国家，也包括超国家的机构、重要的资本主义公司和其他的权力形式。诚然，这些说法可能包含一定的现实性，但我们要看到，这些说法中包含着太多的西方本位主义，是站在西方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在讲述“动听的故事”。因此，在伟大中国的崛起进程中，我们对于这些说法一定要明辨，同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能借着这套话语而使用“中华帝国”的称谓，以免陷入西方话语所造成的不必要的陷阱中去。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帝国”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负面，非常消极的。我们一提到、想到“帝国”这一词，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将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残酷无情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文化层面上的殖民掠夺相联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反对的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政治任务中，“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必须达到的目标。在毛主席看来，帝国主义就是剥削、侵略和掠夺。正因为帝国主义就是剥削、侵略和掠夺，所以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后来毛主席又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

正如现代历史学家艾伯内斯所指出的，使用“帝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等词时是需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因为：首先，它们已经被以各种方式广泛地用于广泛的学术和大众作品中；其次，人们在使用它们时常常未明确定义，导致令人困惑、没有结果的辩论；最后，它们带有强烈的情感和规范意义，是欧洲帝国行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的两极论战的武器。对于“中华帝国”崛起的说法来说，“中华帝国”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和文化危险的词语，在中国的语境中，至少从目前来看，还带有很大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一定要明确“帝国”的涵义，充分研究和把握到在使用这个词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些隐蔽的陷阱，把“中国崛起”和“中华帝国崛起”两个说法分开来，我们需要的是中国崛起，而不是“中华帝国崛起”。

（本文原发中国网，《中国的“大国崛起”要警惕“中华帝国”的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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