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反对扩大对中国的战争 激进派变成保守派

挑起战争的人 ——石原莞尔

战时研究会成员、著名抗战史专家 俞天任

（十七）

末日（三）

应该说，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起码从现实的工业生产和军事兵器实力来说，立即和苏联交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石原看来，苏联南下的路线有三条，分别是满洲，内蒙和新疆。但是因为地理的因素，苏联人肯定会放弃后两条而选择满洲，所以要北极熊打消南下的念头，首先就要经营好满洲国。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只要不和英美翻脸，石原认为英美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有一个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正好为英美消除了共产主义南下的忧虑。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也就是说：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石原莞尔其实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他的想法也成天在变。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就是说石原莞尔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反战人士”，他只是主张为了将来的战争而约束现在的战斗罢了。

看起来为了准备“和美国的最终文明战争”，石原莞尔似乎准备暂时在满洲委屈下去了。

但是皇军可不止只有一个参谋。石原莞尔想的是不是别的参谋们想的这就要知道了。当时围绕着石原莞尔有个被称为“满洲派”的团伙，主要成员是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的矶谷廉介少将，军务局满洲班长的片仓衷少佐和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今田新太郎少佐这几个军人和几个满洲浪人。这个集团本身就人让人觉得可疑：几个军人全是从满洲发的家，没有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出身的精英阶层，更没有中央政府各省的精英支持和参与，所以从石原的失败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注定了的。

1936年秋天，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一个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和田中在一起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

这中间还出了这么档子事，“绥远事变”的时候，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11月20日飞到现场想阻止，被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调侃了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对啊，没有什么不对的。天下难道有上车就关门的道理？只许你石原莞尔披将星当部长，别人升官发财的想念就不成？

始作俑者，乃石原莞尔本人。所以他的战略构思无法推行是注定了的。

石原升任作战部部长是1937年3月，接任他留下来的作战课课长职位的不是别人，就是几个月之前讽刺他的武藤章大佐，与此同时新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是田中新一大佐

四个月以后的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不少日本人喜欢探讨所谓“卢沟桥事变的真相”，研究是谁开的第一枪，除了日本人的严谨习性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悔不当初”的感情。冈村宁次有一句话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研究热的由来：“：“《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后悔药——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就好了。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愿去想：卢沟桥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卢沟桥事变反映出来的当时中日关系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则是必然的。在华北大地上已经铺满了干柴，随便的一点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的。

首先，当时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个的个人也好都极为好战。在军部和不良媒体的宣传下“惩膺暴支”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主流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除了是“暴支”之外，还是“弱支”，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病入膏肓，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弱国，都不存在“战斗”的问题。

反过来看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大多数地方军阀，他们也渴望战斗。但这不是一种能用“好战”来解释的情绪，这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中国弱，很弱，同样的战斗，中国要比日本付出更大的多的代价和牺牲，但中华民族在当时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资格，战争是被强加了在他们头上的。作为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体个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战斗，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国大陆存在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