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新农村拆迁成为社会敌对势力的导火索

在薛岗村的残垣断壁间，包括范华培自己，四条生命顷刻间化为乌有。至少两家媒体为这令人震惊又百味杂陈的一幕梳理了前情，一是当地村民认为，拆迁价格低于建筑房屋的成本价，可能出现补偿款比修房子花费还低的情况，“范华培家就是如此”。二是，合法拆迁是“先安置后拆迁”，但薛岗村的拆迁是“先拆迁后安置”。凶杀案发生之前，薛岗村部分村民已经因拆迁产生了怨念，“也有人曾放出话，如果遇到强拆会舍命维护自己的房子”。也许正是因为阻塞的诉求和累积的对抗情绪，让范华培最终选择了手持白刃，夺走了三条活生生的人命，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凶手和暴徒。

杀人，已经逃不开作恶者的角色。但如何称量他的“恶”，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解决此事的其他选择。在此事的信息还处在初步披露的情况下，这种判断需要借助更大的背景材料来解惑，因为，除非反常识的极个别案例，能够匪夷所思地跳脱出一般逻辑，大多数事件都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

范华培刺杀拆迁干部，并非郑州市惠济区今年的第一起跟拆迁相关的事故（详见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找不到“强拆者”比强拆更危险》）。今年1月7日，郑大四附院放射科、太平间遭强拆。事发时该医院处于工作状态，突然袭来的挖掘机破墙而入，医生和病人四散。事发后医院称，强拆造成6具病人遗体被埋，人民币近2000万元设备被损，多名职工受伤。

关注过当时新闻的人会记得，当时在强拆责任的认领上，当地官方展现了惊人一致的推诿与沉默。面对“拆迁者是谁”的公共质问，工程项目部推给街道办，街道办推给区政府，区政府则只称拆迁合法，但对于具体哪个部门负责，却无可奉告。一时间形成了比恐怖袭击还难找“负责者”的吊诡局面。一周后，此事以“惠济区两名领导干部被处分”，“组织强拆的涉事企业负责人被刑拘”收尾。

范华培所在的老鸦陈街道薛岗村，则是惠济区旧城改造的最后一步。当地政府网站显示，4月28日，事发12天前，惠济区负责人还强调：“要硬起手腕，防止反弹，实现清零目标。”“硬起手腕”和“清零目标”的政策是如何作用到范华培这样的具体拆迁户身上的，一家有地位的公立医院所遭遇的近乎恐怖的暴力和蛮横，会否更“坦然地”加诸于更弱势的拆迁对象？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到底该如何在社会意义上评判范华培带来的惨案。

唯一确定的是，人们在长期对拆迁征地的观察中已经发现，典型的中国式强拆先天带着悲剧的导向。大量的、正在进行的那些“没出大错”的拆迁，可能是某一正常机制偶然发挥了效用；而一旦拆迁者使用暴力或者强制力，关闭了所有正常利益博弈机制，被拆迁者的心理预期也会迅速随之改变，导向以暴制暴的局面。也许范华培案，只是这些要素累积下最极端但却符合逻辑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