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分析师们去哪儿了？

犯罪分析师曾经被警察视为英雄，用他们惊人的心理透视锁定罪犯。为什么他们的威望突然瓦解了？

7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包裹被扔在纽约爱迪生发电厂的窗台上。那是个炸弹，附有一张纸条：“爱迪生发电厂的混蛋们——特此献上。”它没爆炸，然而另外33个炸弹成功爆炸了。面对如此大的损失，纽约警局采取了只在柯南·道尔的小说中才会出现的行动——将案例文件送到精神病医生詹姆斯·布鲁塞尔那儿。他闭上眼睛，进入一种恍惚状态，然后——正如他在其后来的畅销回忆录《精神病医师的犯罪个案研究记录》中写的——灵光乍现。

首先纸条上的措辞过于正式，罪犯似乎在国外出生，有伊底帕斯情结（恋母），未婚，独居，也可能和母亲住在一起。然后布鲁塞尔写下了他传奇的一幕：“‘还有一件事。’我双眼紧闭，看到了罪犯：无可挑剔的整洁、绝对正派。‘当你们捉到他时会发现他穿着双排扣套装。’”

“‘上帝啊！’一名刑警咕哝道。”

“‘而且扣子是扣好的’，我说。我睁开眼，他们不发一言地走了。”

嫌疑人很快浮出水面。他叫乔治·米特斯基，南斯拉夫人，未婚，是爱迪生电厂的前雇员。警方在午夜搜查了他的住宅，穿着睡衣开门的他马上供认不讳。然后乔治进屋更衣，回来时身着牢牢扣好的双排扣西装。从此犯罪分析师这个职业诞生了。

但这不是布鲁塞尔胜利的直接结果，他被看作是一次性天才，20世纪60年代犯罪分析师也没有真正介入警方调查。直到1972年，布鲁塞尔的粉丝和学生——FBI官员霍华德·特坦在维吉尼亚州的FBI研究院创建了分析小组，并很快旗开得胜。一个7岁的小女孩被谋杀，霍华德的小组断定凶手是年轻的白人男性，满足性欲后灭口，很可能留了小女孩的身体部位作为战利品。分析的结果指向大卫·梅尔霍弗，他认罪后没多久就自杀了。

犯罪分析师最初诞生的时候，现场收集证物之类的举动似乎是多余的了

就这样犯罪分析师们趾高气扬地横行于70、80年代，著名的犯罪分析专家，如约翰·道格拉斯等人全国闻名，并成为畅销书作家。他1995年的回忆录《心里神探》中写道：“我试图分析一个案子时，必须收集所有证据……然后让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尽量和罪犯保持一致。我试着像他一样想问题。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确定，多年来咨询我的小说家们，如汤姆·哈里斯也说不清楚他们创造的角色是如何栩栩如生的。如果这是种特异功能，我反正是不会拒绝的。”

当然像道格拉斯这样的人比灵媒更笃学。他们会游历美国访问连环杀手，试图将他们的犯罪细节分门别类，比如“有序”（花时间精心选择和跟踪受害者）和“无序”（对受害人无兴趣，有时会蒙住他们的脸或打晕以消灭个性）。但还是有灵异的元素在，比如分析师们发表惊人的新声明前进入的恍惚状态——这是最吸引警方和公众的。

那时候英国没有伟大的詹姆斯·布鲁塞尔或约翰·道格拉斯，但利物浦大学有位年轻严肃的犯罪学教授叫大卫·坎特，他总是不苟言笑地教学生自己发明的分析理念，比如地理分析法。他的理论基本意思是如果你有一圈攻击事件，凶手很可能生活在圆圈中心。坎特一丝不苟的研究被证明精确性极高，但有点平淡无奇，无法点燃公众的想象力。

然后保罗·布里顿来了。

几周来我试图找到布里顿，没有成功。虽然他一度是英国最著名的刑事分析家，但自从前几年他陷入职业丑闻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他让犯罪分析事业不断飙升到高峰，又可怕地跌到谷底。在我去杂货店时电话响了：“号码无法显示”。

“抱歉，”那个声音说，“我是保罗·布里顿。我知道你一直试图……对不起……”他的声音犹豫、低调。我问他是否愿意谈谈他的犯罪分析师生涯，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他说他现在只是个人质谈判师。

犯罪现场附近住宅信息采集

“将日子浪费在被屠宰的可怜人的遍地内脏中，根本不是事儿。”（实际上犯罪分析师很少访问犯罪现场。他所谓的内脏是警方证据照片上的和他站在凶手角度想象出来的。）

“不管怎样你愿意跟我聊聊吗？”我问。

“莱斯特火车站旁边新开了一家普瑞米尔酒店。”他说。

他到酒店时穿了一件巨大的黑色长外套。“我是不是应该先告诉你一点事情的开头？”他说，“这样行吗？抱歉。我要是啰啰嗦嗦说了多余的话你得阻止我，我一点不会觉得被冒犯了。我要开始吗？”

“是的，是的，请吧。”我说。

“要从1984年开始说起，”他说，“有个叫作大卫·贝克的家伙——最好的侦探之一，来到我的办公室。”

NHS医院附近的车道上发现了一名年轻女子的尸体，布里顿是该医院的资深临床心理学家。她在遛狗时被刺伤，没有嫌疑人，本能驱使着贝克来征求布里顿的意见。

“贝克是真正的犯罪分析之父。”布里顿说，“因为他来找我了。你能明白吗？如果贝克没来问我，我就没理由介入。”

很明显他想让我说：“哦，但你才是犯罪分析之父。”

“哦，但你才是犯罪分析之父。”我说道。

“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承认道，“是的。但如果没有贝克一切都不会发生。你明白吗？”

“嗯，”我说，“我明白。”

因此贝克从布里顿处得知凶手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独居且性发育不良，很可能和父母住在一起，是个熟悉刀具的体力劳动者，收藏了大量的暴力色情作品。

“事实证明我完全正确，他们很快找到了凶手，”布里顿说，“一个叫博斯托克的人，我记得是。”

保罗·博斯托克确实符合布里顿描述的形象，并认了罪，布里顿成了名人。报纸称他为英国的詹姆斯·布鲁塞尔。内政部将他招到一个新创建的犯罪分析研究机构，并让他出演了ITV 的纪录片《杀手之心》。

几个月间他正确的描述了更多的性犯罪凶手，几乎所有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男性，独居或和父母住在一起并收集了大量的暴力色情作品。

“有一些看法…”我说。

“什么看法？”布里顿出乎意料地打断了我。

“你分析出的许多杀人犯几乎都是相同的人格类型。”我说。

“哦，嗯，那是。”他耸耸肩。

事实上在他巅峰的那几年，根据他的畅销回忆录《拼图的人》，他成功分析出了很多非典型罪犯。例如不出他所料，用刀片划破亨氏婴儿产品的绑架勒索犯是位前警官。他越来越出名了。

然后一切都分崩离析。

1992年7月15日，23岁的瑞秋·尼克尔在她两岁的儿子面前被捅了49刀，她的尸体发现于温布尔登公地。警方对于先找布里顿描述一下罪犯已经习以为常了，布里顿对犯罪现场展开了想象：“闭上眼睛，我试着退一步进入漂亮的温布尔登森林空地……我揉了揉眼睛直到白色星星在天花板上反弹，”他后来写道，“我一直努力集中注意力，但想重新聚焦实在太难了。”——他仍然总结道：凶手是个单身男人，体力劳动者，住在温布尔登公地的步行距离内，独居或与父母同住，收集了大量的色情作品。他补充：这是他第一次犯下谋杀案（现场混乱且手法业余），但他曾经有不严重的性侵犯记录。

回想起来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警方误以为罪犯就是科林·斯塔德。简直就是命运捉弄，他完全符合布里顿的描述，实际上比真凶罗伯特·纳帕尔还符合。例如，斯塔德独居的套房离公地只有几步路的距离，而纳帕尔住在17英里外的伦敦。

而且斯塔德曾经因为在温布尔登公地裸体晒日光浴而被警察警告，并通过杂志的交友页面给一个叫朱丽的女人写淫秽的信。他的门前还贴着标签：“基督徒走开，这里住着一个异教徒。”房子里收集了大量色情杂志。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个性变态，他在回忆录《到底谁杀了瑞秋》中写道：“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一个渴望异性陪伴的精力充沛的男人……我真正期待的是一段坚实可靠的恋爱关系，并最终结婚生子。”

但他老实告诉警方瑞秋被杀那天他确实去温布尔登遛狗了，和平时一样。警察强烈怀疑他就是凶手，于是询问布里顿是否有机智的方式引导斯塔德认罪，或揪出罪证免去询问的步骤。布里顿建议密探和斯塔德通信并成为朋友，于是一个便衣女警以“利兹·詹姆斯”的身份开始联系斯塔德，声称是他曾经骚扰的朱丽的朋友。

“利兹”按照指示在信中说她与拘谨的朱丽不同，无法将信上的色情内容从脑海中挥去。

为了加强暗示，她补充道：“我有个奇怪的音乐爱好，我最爱的专辑是娄·里德的《Walk On The Wild Side》。”

斯塔德显然被这始料不及的艳遇冲昏了头，立即回应道：“我孤独得痛苦极了。”并询问“她”利兹是否介意他向她诉说自己的性幻想。

“利兹”回信说那是她所期待的：“我相信你的幻想是没有界限的，你和我一样心胸开阔，不受约束。”因此斯塔德回信详细述说了他们两个在公园里温柔地做爱并相互低语“我爱你”。

警察们激动坏了：斯塔德给出了公园的位置。布里顿建议要谨慎：如果斯塔德的幻想少几分温柔，多几分邪恶或许更符合他的设想。所以在“利兹”的下一封信里加强了力度，斯塔德一定无法抗拒，“利兹”写道：“因为我的幻想没有界限甚至很暴力，有时候让我担心，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种不寻常的幻想就好了……我想感受到你强大的和压倒性的力量，这样我能完全臣服于你的威力，感到无助和羞耻。”

“你需要和一个真正的男人好好干上一次。”斯塔德坚定地回答道，“我要确保你在痛苦中尖叫。”他立刻澄清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暴力的人。他这样说只是为了满足她的性幻想——“如果你觉得被冒犯了，我怎么道歉都弥补不了。”如果她能来他的公寓就好了，他可以为她烹制“我拿手的博洛尼亚肉酱米饭，配上自制的树莓慕斯”。

尽管如此，布里顿留意到斯塔德信中“潜在的施虐倾向”。

试探继续着，在布里顿的指挥下“利兹”向斯塔德暗示她有一个“阴暗的秘密”，又“坏”又“棒”，发生在她的过去并总能挑逗起她“最深处的情欲”。斯塔德回信说他很想听听她的黑暗秘密，他自己也有一个：警察误以为他谋杀了瑞秋·尼克尔，“就因为我是个孤独的人，有古代土著的信仰”。

“利兹”回应说她更期待他就是凶手：“这对我来说更好些，因为我有事要告诉你。”那是她的“黑暗秘密”，也许他们应该在海德公园野餐，那时她会坦白自己的秘密。

斯塔德回答说他很高兴能一起野餐并聆听她的秘密，但他得公平地告诉她他绝对没有杀瑞秋。不过他不断地补充说，或许他们可以做爱，他可以用皮带勒住她的头，“每五分钟沉溺于肉体的欲望中”。

“利兹”的“黑暗秘密”是——她终于在海德公园告诉了斯塔德，而一大队便衣警察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她十几岁时与一些“特殊的人”混在一起，“割开了一个婴儿的喉咙，将他的血倒入杯子里，每个人喝了一口，那是最令人兴奋的气氛。”她和她的撒旦崇拜者们喝完婴儿的血后杀了他的母亲：“她全身赤裸，他们拿出刀来，一个男人递给我一把让我割开女人的喉咙，我做了，然后有一个淫乱的狂欢，我和那个男人一起，嗯，他是我最好的经历。”

“利兹”看着斯塔德的眼睛说她只会真正爱一个能做类似事情的男人。斯塔德回答说：“我觉得你目标有点高”。

接下来的几周“利兹”坚持道：“一想到（杀手）是如此令人兴奋。想想做了那件事的男人我就欲火难耐……我想要那样的男人。我想要那个凶手……如果你是温布尔登公地的杀人凶手，如果你杀了她，那就好了。”

“我非常抱歉，”斯塔德悲伤地回复，“可我不是。”

不过他忠实地在写给她的信里让暴力性幻想升温，加入了刀和血的内容等等。当布里顿读到这些时严肃地告诉警方：“你们眼前是个极端性变态，只存在于极少数男性中。如果说有第二个这样的人在温布尔登谋杀了瑞秋的可能性小得令人难以置信。”

不久之后斯塔德被捕，罪名是谋杀瑞秋，并被拘留了14个月，在此期间真正的谋杀犯罗伯特·纳帕尔在他的住址附近杀害了另一位母亲萨曼莎·比赛特和她四岁的女儿贾思明。最终案子到了老贝利（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法官看了一眼就扔了出去。他说，美人计是“最严重的欺骗行为”。从此布里顿的声誉和犯罪分析行业的声誉全都毁了。

回到酒店，我说：“我想聊聊科林·斯塔德。”这时布里顿抬起手指，一言不发地飞快翻找他的包，递给我一沓纸。我花了一点时间搞明白我在读什么，然后我懂了：这是一个声明，他提前准备好应对这个问题的。

在调查这起谋杀案的最初——他在声明中说——他告诉伦敦警察厅纳帕尔是真正的凶手，但他们不听，因为他有不在场证明。

我抬起头看着他：“你真的告诉他们了？”我问。布里顿点点头。“能给我点证据吗？”我问。“警察那边有人愿意作证吗？”

警方出动搜集犯罪现场证据

“有很多人知道，但没人会说的。”

“因为关系到他们的利益？”

“因为关系到他们的养老金、处境和利益。但两个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说：‘我在那儿，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你是对的，原谅我什么都没说，等我拿到养老金后或许会说出来。’”

“我猜还没人拿到养老金呢？”

“人得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没法怪他们。太混乱了……”

“哦。”我说。

他看着我，说：“让我试着这么跟你解释一下……”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他耐心地分解美人计事件以证明自己没做错任何事。他的规矩始终是：“嫌疑犯科林·斯塔德必须是引导描述所有细节的人，‘利兹’只可以做出反应，必须永远不主动描述细节。如果你违反规矩，只会引导出自己希望的东西，明白吗？”

我目瞪口呆的，“但‘利兹’过去的谋杀仪式怎么说？”我问。

“怎么……对不起……你在想什么？”布里顿轻声回带，带着敌意看了我一眼。

“她说她只会爱上一个能做类似事情的男人。”我说。

“如果一个和你约会的人这样对你说，”布里顿说，“你会怎么做？”他停顿了一下：“你会怎么做？”

“他显然想和她做爱想疯了。”我说。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布里顿说。

他看着我，重复了他的职责：自始至终他没有越职。

“即使你说有两个这样性变态的男人同时出现在温布尔登的可能性非常小的时候？”我问。

“好吧，要记得，”他说，“罗伯特·纳帕尔在那儿，科林·斯塔德没有。因此……”

“斯塔德那天早上在，”我说。

“但他没有和凶手同时出现！”布里顿说。

他投向我一个胜利的眼光。我们陷入了沉默。

“你觉得科林·斯塔德是变态型人格？”我问。

“我不认识科林·斯塔德，”他回复道，冷淡地沉默了一会。“你是来问这些问题的吗？”他说。

过了一会儿我们结账了。

两周后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新刑事分析的会议，由大卫·坎特组织，他已不那么年轻，在伦敦南安大学执教。保罗·布里顿的幽灵徘徊在诉讼地，在坎特的开幕致辞中，他按下开关，瑞秋·尼克尔和科林·斯塔德的照片填满了屏幕。“这是我们生活的痛苦之源。”他咆哮道。

确实在1994年的审讯上，法官奥格纳尔将案宗扔到斯塔德脸上时，他是严厉的。“犯罪分析的概念在任何情况下作为身份证明都是极大的危险。”他在法庭上说，“我不想鼓励调查或起诉部门在这种基础上寻求支援或补充。”

休息时我和李·雷博恩聊了一下。他是国家治安改善机构的行为调查顾问（布里顿之后“分析师”成了禁语）。像雷博恩这样的人——坎特以前的学生——现在试图收拾残局，令分析师们再次受人尊敬。

“保罗·布里顿这类人有神秘的光环。”他解释说“，警察去找他们，他们给出建议，而没人要求理论支持。警方被此诱惑了，他们就像在展示神迹一般。心理学家从来没被挑战过。”

雷博恩说过去10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悄悄制定“专业化条例”，在贝辛斯托克附近的树林里的旧大厦，试图把伪科学变成真正的科学。我问他可不可以参观他们的工作地点，他沉默了一下说会让我知道的。

会议的演讲者们只谨慎地发表基于统计数据的理论。随着时间推移，我了解到新西兰的性幻想强奸犯（他们将自己的春梦变为现实）愿意跋涉6.62千米犯罪，而不假思索的暴力强奸犯只肯离家3.71公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和强奸陌生人有关。这是大家研究的重点方向，因为一个分析师告诉我，“强盗们的思想我们懒得猜”。

我身体里非理性的一部分无法不怀念疯狂的犯罪分析师年代，至少他们疯了般乱打一气，有时候神奇地猜对了。而这个会议上展示的事实全都有不必要的小心翼翼。

第二天我向国家治安改善机构发了邮件告诉他们这点。这一切是如何转化成信念的？他们回复说：“这很重要，你为什么不亲自来我们的工作地点看看？”

我穿越树林接近那座大厦时，感到它看起来巨大且令人印象深刻，一群白鹿在啃食地面上的青草。这里曾经属于拜伦·布洛克特二世，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现在已归警方所有，尽管他们每年要花100万英镑打理，这是他们看管DNA数据库和国家伤害数据以及失踪人口数据的地方。

李·雷博恩和肖恩·萨顿（这里的犯罪分析主管）接待了我。萨顿指了指一个低矮丑陋的楼房，说他的72名员工就在那里整天坐在电脑前，观看强奸受害者的资料DVD，吸收每一点信息，不管多小，然后汇聚成一个巨大的“问题库”，包括性行为既定和未遂的、口头“行为”（是否侮辱、道歉、安抚）、年龄、描述等等，统计出一个日益增长的“数据圣经”，每一行每一列都互相参照。

萨顿笑了笑：“我们有的是个了不起的数据集。我们是劳合社链接分析的保险。”

雷博恩补充道：“而且现在，如果保罗·布里顿那样的分析师宣称嫌疑犯是个尿床的自恋狂，警方会说：‘那又怎样？’这也许是对的，但没什么用，因为我们的数据里没有自恋狂也没有尿床的人。”

他们不肯带我参观工作室，我也看不到“异常活跃的盒子”——计算机里包含异常现象的部分。如果强奸含有高度不寻常元素，明显少于5%的攻击，信息将会存储在这个“盒子”里。我让萨顿举个例子，他冷静地说出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单词：“漂白剂，柠檬口味清洁剂，马桶清洁剂，超强力胶水。”稍后他们电子邮件了我更多：“切割受害者的头发（头或阴部），让受害者换衣服，自己换上受害者的衣服，在受害者身上小便/ 要求受害者在自己身上小便，舔受害者的脚或鞋。”

“这些都极端罕见。”萨顿说。“他们几乎就是免费赠品，因为他们脱颖而出就和出头鸟一样。”

其中一个非常罕见的事件发生在2005年12月27日。一个六岁的女孩洗澡时被掠走，扔到一辆面包车里被性侵。萨顿的一个员工在电脑中输入数据：“儿童受害者”“地理”“绑架/ 攻击受害者住所” “绑架——车辆参与” “特定演说”（他威胁她如果她出声就不会再见到她的家人）“性活动类型”等等，马上一小撮名字跳了出来。其中彼得·沃伊奇被捕并认罪，现正在服刑。

但是他们认为不应该靠这些显而易见的容易案子做判断，也不该靠那些看似疯狂的假设做判断，比如“如果强奸犯只除掉受害者一条腿的裤子或袜子，这意味着他平时招妓”。

数据收集是新的形势分析师们工作的重点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因为妓女只肯露出一条腿，为了安全。”雷博恩说。

我看着他。这看起来确实不同寻常，但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我想我不得不同意他是对的。

当我问到他们靠什么判断时，他们神色变得明朗起来说道：“84%。”

“什么的84%？”我问。

“84% 的强奸犯曾有违法行为。”萨顿说。

“任何犯罪！在残疾人停车处停车，或抢劫。所以不要去找那些性罪犯们，去找找贼。”

“那不是一个糟糕的事实吗？”我说。“ 肯定不会缩小你们的怀疑范围。这个事实怎么帮到你们？”

“这是个伟大的事实！”雷博恩说。“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强奸犯的名字。他有犯罪记录。”

直到现在，雷博恩解释，强奸犯和强奸杀人犯们通过一次次的性犯罪早就超越了布里顿那类人传播的假设法。这听起来像个精明的理论，给犯罪分析师存在的理由。事实上，这是警方追踪到科林·斯塔德的主要原因。现在问题是他们花时间进行统计研究后证明那是错误的。

不是每一个强奸杀人犯都是会尿床的色情杂志收藏者，有恋母癖并刚好住在凶案附近。

“没有数据支持。”雷博恩说，然而84%这个数据是正确的。他的观点是这个数据不是那种能吸引老派犯罪分析师的有趣演绎，它不会告诉你性罪犯们的心灵。这是一个笨拙的、枯燥的事实，但它是真实的，所以令人愉快。

来源｜《卫报》 文｜Jon Ronson 译者｜郭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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