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春晚总导演黄一鹤先生于4月8日凌晨辞世，终年85岁。黄一鹤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一节目类型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电视文艺迎来春天的前行者。
电视晚会，是中国向电视文化贡献的独特文艺类型。关注者谈及晚会，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春晚，而提到春晚，绕不开的就是黄一鹤了。作为央视春晚的同龄人，笔者在研究娱乐综艺的时候，也常会抚今追昔，感叹八十年代初春晚横空出世的天时地利人和，更加赞叹黄一鹤等人在当年的社会环境下敢于创新的巨大勇气。
黄一鹤。图/视觉中国
春晚从1983年春节诞生至今，不仅是老百姓大年三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饭，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三十六年来，春晚既充当了改革开放的探路者角色，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不少政策都在春晚节目编排上得到体现；在大众层面，春晚成了万众瞩目的造星平台，陈佩斯、朱时茂、赵本山、张明敏、费翔等人在春晚舞台上鲤鱼跃龙门，成为中国电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书写者之一。
如此一来，黄一鹤最为应该被铭记的贡献有二：一是创新，亲手打造了春晚，在风气将开未开的时候，建立、引领了一个历史潮流；二是勇气，在八十年代初，有胆有谋突破固有框架，努力呈现以人为本的文艺。
黄一鹤1949年参军，去过抗美援朝前线，1960年转业到中央电视台从事编导工作，创作了一千多部不同规模、不同形式和不同体裁的电视片，1979年出席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经历和实力，保证了他对电视文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追求。当时电视刚刚在中国兴起，社会上下对电视节目的需求巨大，能够有一台晚会在除夕夜调理众口，文化意义巨大。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现在谈到三十多年前的社会环境，不少人往往会受到改革开放初期打破禁区的印象影响，认为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朝气蓬勃呼之欲出的，认识不到历史的复杂性。
实际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很多看上去约定俗成的道理也未必能一下子就有社会层面的共识。就拿流行音乐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有港台歌曲和录音机的传入，但有人想听邓丽君的歌还得偷偷摸摸的。正如《甜蜜蜜》等电视剧所揭示的那样，虽然广受欢迎，但一直处于地下状态。
在这种环境下，办一台直播的春晚，其难度可想而知。黄一鹤的创新精神，在此时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据其口述有四个妙招，“第一，搞实况现场直播；第二，搞有奖猜谜和电话点播；第三，设置节目主持人；第四，请中央领导出席。”
这样就没压力了吗？最大的压力，莫过于现场观众对李谷一《乡恋》的呼声。这首歌，是作曲家张丕基1979年谱写的，由于动用了前些年被禁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乐器，旋即受到猛烈的批判和围攻。李谷一也因为在《乡恋》中新的演唱方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演唱《乡恋》的李谷一。图源网络
面对无数打来要求演唱《乡恋》的电话，黄一鹤将压力传给了现场坐镇的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最终在他的拍板下，《乡恋》的旋律重新飘扬在神州大地。退一步想，如果当时吴冷西和黄一鹤没有化解压力，不让《乡恋》在春晚舞台上出现，会怎么样呢？
除了《乡恋》的奇迹，就是他在春晚上面创造性地推出小品这一独特的表演形式了。1983年春晚，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大获成功，让黄一鹤意识到了观众对语言类节目的需求。于是，在1984年春晚上，他推出了陈佩斯、朱时茂这对反差明显的搭档的小品《吃面条》，亦庄亦谐、一正一反的表演，让春晚舞台诞生了第一代小品王，也使小品这种影视专业面试的考试项目成为与相声并列的节目形式。后来赵本山走上春晚舞台，也是在黄一鹤的指导下，二人转与小品表演结合，成为了春晚另一符号。
小品之外，黄一鹤请到港台艺人张明敏、奚秀兰唱歌，请台湾的黄阿原做主持人。这种响应国家政策、满足观众需求的创新之举在当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在他的坚持和勇气之下，才有了那首感动了大江南北、令无数人落泪的《我的中国心》。可以说现在春晚等不少综艺晚会，仍然在当初黄一鹤奠定的框架内运转。
演唱《我的中国心》的张明敏。图源网络
今日是互联网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创新精神的世界。回看1983年第一届春晚，是非常有互联网思维的产物，直播、点播结合，努力与用户互动，最大限度做好了用户体验工作。而且在现场能够根据演出需求，及时调整节目编排，用户运营策略调度有方。无数电视观众打热线进来，不但能够妥善有效处理需求，通信设备还扛住了如此多的电话呼叫需求，产品功能测试做的扎实，尤其是扛住了高频次并发的压力。如果时空交错，让黄一鹤导演来操刀一款互联网产品的话，想必也会是一个超级爆款。
创新，从来都与风险并行，具备勇气，才能将创新贯彻到底，“我喜欢创新，而且认为创新是任何时代、任何行业都面临的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课题。”黄一鹤的这句话，在今日看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本文来源：新京报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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