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士人皆懂造园：中国园林的文人气

【编者按】

在《不只中国木建筑》一书中，作者赵广超先生从“家”说起，讲述了中国木建筑的历史沿革与方方面面的文化内涵，从伐木、高台、标准、结构、斗栱、屋顶讲到四合院、风水、园林、装饰等等，他说，“中国人本就径将一生托乔木”。本文摘自该书《园林》一章，由澎湃新闻经中华书局授权发布。

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

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中庸》）

“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的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世纪欧洲的苦行僧侣，路经洛桑（Lausanne）、两湖城（Interlaken）的时候，都提心吊胆地急急而过，唯恐敌不住瑞士湖光山色的引诱，坏了清修大事。

可中国在魏晋就偏偏出现了所谓寺院园林，可见美景天下有，只看阁下处理的手段。

寺院园林

法国的花园设计脱胎自农田菜畦，方正整齐。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从主楼沿着水池喷泉走到尽头，30分钟以上的距离都是一条直路，两旁的雕刻、植物，皆安排得平衡妥帖，这块超级大菜田，也不见得令人沉闷，几何轴线展开来的园林景致，自有其气魄。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洌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曰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的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池”。

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见《诗经》），囿人是“牧百兽”的职位，和我们理解的“园丁”并不一样。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清代承德避暑山庄秀起堂复原图

秦始皇最大手笔，动不动就开辟数百里的上林苑。兼攻阿房宫至骊山、周驰阁道造林植树，将天下变成一个“理性而又美丽的几何图形”的产品自奉。

（秦）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

一般以为，“喷泉在中国只是18世纪以来才为人所知晓”，殊不知汉武帝“方五百四十里”的甘泉园已经又有喷泉（铜龙吐水），又有假山。四夷皆服大汉，各地名花纷纷进贡，秦代的上林苑摇身一变为充满国际情调的植物公园。

《西京杂记》内记载茂陵富豪袁广汉在北芒山下辟了个５平方公里的园林，家僮八九百人。高山回廊，流水处处，尽是珍禽异兽，一整天也走不完。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

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在位仅七年（582-589年）的南朝陈后主匆匆弄了个仅堪促膝娱情的两人亭，又匆匆为以后的园林留下一道浪漫的月门。

清代寒山别墅，初建于明代

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泱泱大唐，海外棠红（据说凡舶来花卉皆冠以“海”字），唐玄宗在沉香亭调侃杨贵妃一句：“海棠春睡未足耶？”（《太真外传》）海棠花一路春睡到现在。富贵逼园来的唐代当然少不得牡丹处处，东都洛阳的人径自叫牡丹为“花”，正是“除却牡丹不是花”，把太液池、龙池、芙蓉园装点得雍容艳丽。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另一位天才横溢的诗人白居易在庐山结草堂而居，他在笔记中形容：

三间两柱，二室四牖。……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幕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草堂记》）

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与元微之书》）

既推崇朴素，又开借名山风景为己用之先。

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清代圆明园内碧桐书院

晚唐五代十国虽则都是薄命小朝廷，却写出最美丽的园林歌词（南唐李后主）。

宋代恪于政治形势，建筑园林处处都表现得特别细致秀丽。朝廷颁行总括历代建筑心得的百科全书《营造法式》。连皇帝（宋徽宗）也将开疆辟土的气力一股脑儿都变作造园的心思，无所不用其极，花园终归变成墓园。江南远承隋炀帝开凿运河之利，越发兴盛。南宋临安（杭州），城环西湖十五公里，本身就是个园林城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平江府（苏州），水榭楼阁，赢尽天下文人欢心。宋代诗人王禹偁曾经写下：“他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南园就是五代的苏州名园。南宋举国盛行春桃秋菊赏花行乐，民间以盆栽花卉为礼相送。一派江南好风景，杭州、苏州成了织造和园林的代名词。撰写中国第一本园林设计专书《园冶》的作者计成，就是苏州人。

圆明园原貌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在他的《长物志》庭园卷内强调园林花木应该在任何时候皆可作为绘画的景致。画家将几案、交椅以及游玩携带的精致食匣都写到园林里。董其昌更买地百亩，亲自设计造园。

苏州临近太湖，“太湖石”的“透、皱、瘦”自唐代白居易时已成为玩赏对象，到明代“太湖石”应付不了庞大的市场需求，与当时的木作看齐，进行镶嵌可也。

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园林在清代好生兴旺，分南分北，花团锦簇，芬芳依旧，唯风采已随建筑下滑至繁琐的物质讲究上。这个时候的苏州园林依然散发着阵阵魅力，影响了英国的风景花园。18世纪德国营建充满中国情调的“木兰村”，溪流取名“吴江”。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在欧洲大事宣传的“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恰好对正西方的杂锦（mix and match）脾胃。

圆明园确是巧夺天工，唯园林的诗画哲情又要静待因缘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不只中国木建筑》，赵广超著，中华书局，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