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莫理循。
1911年10月18日，星期三。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离开了他那座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宅院，赶往前门火车站。
匆匆穿过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没有想到，几年后，“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会用自己的名字给这条大街命名，并立起“Morrison Street”的英文路牌。
此时的莫理循，要赶上前往汉口的火车。
8天前(10月10日)，那里发生了暴动，后来被称为“武昌起义”。此时，政府军正在那里与民军发生激烈的战斗。与莫理循同行的，还有英国使馆的一名武官及俄国的一名官员，这场正在迅速向全国蔓延的暴动，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3名外国人在河南信阳被拦截了下来。这里是政府军将领荫昌的前线指挥所。荫昌告诉他们，再往前就是交战区，政府军无法护送他们，继续往前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莫理循等三人只能返回北京。他错过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深入汉口、武昌前线的机会。但是，从他那含糊的日记中，后世研究者却错误地得出了他曾经在汉口前线采访多日的结论。
莫理循的汉口之行，一直要到12月13日才成行。那时，战事已经停歇，他乘坐着袁世凯提供的专列，在军警的保护下，前往汉口采访“和平会议”。
无论是否亲临前线，甚至即使不懂中文，莫理循都能写出洋洋洒洒的中国报道，吸引全世界的眼光。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政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认为，莫理循“并不仅仅报道事实，他是在策划报道”。
澳洲牛仔
莫理循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季隆，父母是苏格兰移民。莫理循自小喜欢冒险，18岁那年，他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在123 天行走了2000 英里。23岁时，他去新几内亚进行探险，结果遇到土著人袭击，被长矛刺中，被送到苏格兰爱丁堡就医，才取出了长矛的倒刺。他也顺带在爱丁堡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
随后，作为医生，他先后到西班牙、摩洛哥等地探险。1893年，莫理循到达远东，先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次年、即甲午年，当中日爆发战争的前夕，他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转道云南，然后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行程3000英里，而路费仅仅是靠母亲所给的40英镑。
这之后，他将沿途的日记和照片，整理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该书出版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远东局势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正逢其时的莫理循处女作，大为畅销。这令他名声大噪，并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自此，莫理循在中国生活20多年，见证和参与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局，并为《泰晤士报》发出了大量的报道。
尽管莫理循不懂中文，只能依靠翻译，但他似乎对中国政治和涉及中国的国际政治具有天生的敏感。作为半道出家的记者，他并不严格恪守新闻记者的求实求真准则，而是经常将自己的揣测作为事实进行报道。吊诡之处在于，这种揣测却经常在事后被证明是事实。这令英国外交部十分尴尬，因为他们的情报总是落后于莫理循的报道，招致国会和舆论的批评，外交部官员只好自嘲说：“新闻工作者的日常主要职责就是抢先，而外交官的主要目标是准确”。莫理循因此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牢固地位，被称为“中国的莫理循”。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珀所说，莫理循在政治上是个“积极的帝国主义者”，他相信英国的权力是仁慈的，是能够管理世界并使其走向现代的。为了推动英国的在华利益，他将俄国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在1897年俄国强占旅顺、大连之后，就开始积极鼓动英国政府进行强硬的对抗。随后，他又积极推动英国“联日抗俄”，鼓吹英日联盟，利用报刊大肆鼓动仇俄情绪，并给予日本以舆论上的巨大支持。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被西方称为“莫理循的战争”，莫理循至今仍被日本人看做推动日本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人物。
有趣的是，当日本人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莫理循却失望地发现，“所有以前俄国所犯下，遭到我们谴责的罪恶现都在我们同意下被日本人重复了，这真是个奇怪的世界”。他开始成为一个抗日分子，这令英国外交界与读者都大惑不解。莫理循解释道：“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我倾向这个国家，或者反对那个国家时，我很气愤。我是一个英国人，我所想的和我所希望贡献的是我自己祖国的利益”。日俄战争后，莫理循将报道的重点转回中国内政。在清末新政中，大多数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对中国前途十分悲观，莫理循与他们不同，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中国的前景十分光明。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是有利于英国的根本利益的。他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政府，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引进英国的治理模式，才能有效地改造中国，而这需要一个清政府强大的“新权威”——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
中国希望?
没有足够清晰的史料，可以证明莫理循究竟何时开始与袁世凯交往，但在日俄战争后不久，他们的关系就已十分密切。1908年年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1天内先后病逝，年仅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摄政。不久，袁世凯以“足疾”的理由被“开缺回籍养疴”。
国际舆论普遍将此看做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倒退，是对改革派的一种打击。当时的大清朝野，改革早已成为主流。袁世凯与满清亲贵的矛盾，并非改革与保守的矛盾，只是改革派中的利益之争而已(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之“袁世凯冬眠”)。当《泰晤士报》总部因此批评莫理循对中国前途的乐观论调时，莫理循并不认同，他坚信袁世凯必将东山再起，带领中国走出困境。
1911年，莫理循正在筹划撰写一部袁世凯的传记，积极为袁进行国际形象推广。而这一年的中国政局，波云诡谲，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主，日渐动荡。莫理循敏锐地认识到： “我深信，袁重新掌权已为期不远。我斗胆揣测，袁将接替荫昌掌管陆军部，其后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以接替即将退休之那桐……我还冒昧预测，上述变动将在10月间资政院再次举行会议之前实现。”
不必等到资政院开会，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就宣告了袁世凯时代的提前到来。莫理循为武昌暴动而欢呼，认为这是一场“广泛的反对腐败政治的起义”。当《泰晤士报》总部认为，武昌暴动还不能使用“革命”这个单词时，莫理循对此毫不理会，依然大量使用“革命”之词。
尽管因为政府军拒绝提供任何保护，莫理循无法前往武汉交战前线实地采访，但他依然发回了大量报道。在10月11日到11月24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回了8000多单词的电报，《泰晤士报》在为巨额电报费用心疼的同时，也高兴地看到了自己在全球新闻界再度遥遥领先。《泰晤士报》主编白克尔致信莫理循:“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关于这场革命的极好的电讯。全世界都从《泰晤士报》上了解到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你的工作得到普遍的称赞，你的文章被广泛引用……”
莫理循告诉西方的读者们：“我遇到的所有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清朝危在旦夕，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皆同情革命党。很少有人怜惜这个使用太监、因循守旧、腐败没落的朝廷。”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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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