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对袁世凯的大力推崇，也得到了大多数列强政府的支持。英国人认为：“我们一向对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非常友好的情感。我们愿意在中国看到一个十分坚强的政府。”各国政府纷纷发表正式或非正式的表态，相信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才能避免中国遭遇一场极大破坏的大内战，并推动中国的继续改革。
10月27日，在写给《泰晤士报》总编的信中，莫理循转述了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评论:“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的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的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
11月7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表示：“政府变得更有希望了”。他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
袁世凯进京后，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他们之间的主要桥梁，是曾经留学美国、精通英文的袁世凯私人秘书、莫理循的老朋友蔡廷干。11月16日，蔡廷干前来拜访莫理循，他刚刚奉命到汉口与黎元洪面谈，带回了大量的消息。莫理循据此认定，清政权必将完结。
没几天，袁世凯亲自邀请莫理循密谈。在袁府，袁世凯儿子袁克定请求莫理循督促他的父亲不要再固执下去，“赶快行动自己当总统或是皇帝。”莫理循评论道：“袁世凯之子有野心，但是愚蠢之极。”袁世凯热情地接待了莫理循，并表示：“如果再多施加一些压力，也许朝廷就会选择撤到热河去。”
莫理循在随后的报道中，积极为袁世凯做宣传，他预测:“满清政权不管以何种形式都不可能保存，中国人对袁世凯是否会把他自己推上皇帝宝座或是总统位置毫不介意;满族人必须离去。这是举国一致的看法。”
12月13日，莫理循乘坐袁世凯提供的专列南下汉口。这次旅行，不仅弥补了他两个月前无法南下的遗憾，而且在采访之外，他开始充当袁世凯的非正式信使，向南方革命党传递消息。此次南下，莫理循坚信：“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和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莫理循推动英国政府出面斡旋，缩短中国的内战，并为袁世凯筹措巨额外资贷款。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正式举行，莫理循也赶到了上海出席。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公开表示同情共和革命运动，和谈的焦点其实成了袁世凯在即将到来的新政权的地位安排。莫理循说:“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我毫不怀疑他(唐绍仪)是在袁世凯的充分认可下才这样做的。”
但是，英国官方依然奉行“维稳原则”，希望能保留中国的帝制，而日本则担心共和运动波及自身，也赞同保留皇室。莫理循对此极为不满，他在《泰晤士报》上报道了袁世凯对英国和日本态度的担心，公开要求英国政府不必支持中国的皇室。这篇报道在英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英国外相训令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无论它采取何种政体，悉听中国人民自愿。”自此，英日两国协调了步骤，不再公开反对共和制，为袁世凯当国扫平了道路。
莫理循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为他赢得了大量的独家新闻报道。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而当天的《泰晤士报》，已经刊登了莫理循的报道，题为《王朝的终结》。考虑到撰稿、发电报及报刊编辑印刷的作业时间等，莫理循的消息，至少比同行们提前了1天以上，这被后世称为“当年的独家新闻”。随后，莫理循又独家报道了袁世凯剪辫子等更受一般读者欢迎的八卦新闻，从细微之处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半中国人”
在对袁世凯“在整个危机中始终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在操纵本国人民方面表现出令人叹服的手段”深表钦佩的同时，莫理循对孙文似乎并无任何好印象。
在他写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中，记载道：“袁世凯对我说，他认为像武昌的黎元洪，是他的行动引起了革命;张謇，共和内阁的农业总长，一位正当盛年的能力非常杰出的人;还有伍廷芳和其他人，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都赞成他。而那些‘半中国人’像孙逸仙那种对自己的国家很少了解的人，看起来似乎不赞成他。”
从莫理循的信件来看，他对袁世凯将孙文称为“半中国人”的评价，显然是赞同的。在另一封写给报社的信中，莫理循说：“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很难说这一假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使人们相信他带回了巨款。据我了解，实际上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当孙文回国时，他的确故意放风说自己携带了大量的资金，这令他在“革命威望”之外，更成为众多“革命者”争相拉拢和效忠的对象。
认为孙文不懂中国国情，在当时不只是袁世凯一人。张謇也曾说：“(孙文)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习俗、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及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会贯通。”
黎元洪则认为：“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1912年初，袁世凯与孙文之间的博弈进入关键阶段。1月19日，袁世凯会见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由清廷授予他全权组织临时政府;或临时政府暂设天津。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以铁良为首的满清强硬派抵制。南方的“临时大总统”孙文也表示，一旦清廷退位，政权同时消灭，袁世凯不得在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洲统治权以自重。有意思的是，孙文的“临时大总统”，是由“临时参议院”选举出来的，而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则是由各省督军或真正的实力派指定的，其合法性始终存在巨大的问题。
袁世凯没理孙文的茬，在清帝的退位诏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解释：“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此时的中国南北，出现了两个临时政府，并且都在合法性上存在严重的缺陷。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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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