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说：
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北宋初期枢密院的设置，自晚唐五代发展而来；而“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 的格局，是在反复曲折之中确立下来的。枢密院自中官掌机要到皇帝的亲信僚属掌决策，再到外臣掌军政，不仅是职责的变化，也是机构本身性质的变化。
正如梁太济先生曾经指出的，宋代“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之权力格局的确立，从制度设施来看，是分割宰相军政权的结果；而从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实际上又是限制枢密使完全侵夺宰相事权的结果。
苏基朗先生《五代的枢密院》一文中亦指出，史家每以宋代的枢密院制度为相权遭分割的例证，实际上，从五代枢密院演变的角度加以考察，“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
认识特定的官僚政治制度、特定的官僚机构之性质，离不开对其渊源背景以及所处社会情势的理解，离不开对其职事规章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其“执掌人选”与 “机构”“制度”问题的结合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于晚唐五代以来枢密院演变过程的勾勒，通过对于北宋初期枢密院长官委任原则的讨论，对枢密院自“内廷”、“中朝”机构向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国家政府机构过渡演变问题，提供另外一个思考角度。
就枢密院而言，自唐末朱温改以亲吏担任枢密使起，开始了该机构走出内廷的过程。从那以后又经历了一百年左右，枢密院才成为比较严格意义上负责军政的外廷机构。五代时“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的状况，正反映出当时枢密院长官不仅“参谋议于中”，而且“专行事于外”的现象。这并非主要出自皇权制约相权的需要，而首先是出于提高快速反应效率，以应付复杂局面的需要。枢密使不仅掌机要、备顾问，且直接施政，这一方面使其权势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却也促使枢密院向外廷机构转化，使形式上处于巅峰状态的枢密使有可能自帝王身边疏离。枢密与中书“对掌大政”的分工，即产生于这一转化过程之中。既曰“转化”，自然伴随着诸多起伏波折。宋太宗前期，枢密院职能、长官任使方面隐现着“中朝化”的倾向，而当时的“密迩近侍”者，由于其特定的“藩邸旧僚”背景，往往存在着突出的能力缺陷；克服逆转趋势并进而完成枢密院“外朝化”的过程，是随其统治的稳定而实现的。
就枢密使制度而言，北宋初年呈现出多向错综的状况：一方面，其亲近内属性质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着作用，与帝王关系的密迩，使其事实上居于“备肘腋之变”的核心位置；而从其人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于宰相任用之注重位望风采，掌枢密者仍以帝王私人亲信为主。另一方面，宋初又继承五代后期的趋势，制止了枢密权力的持续扩张，有效地将其控制在与中书门下“对举大政”的合理范围之内；与此同时，逐渐完成了枢密院长官人选自皇帝私属旧僚向外朝官员的过渡。五代时期枢密院气势凌厉的上升势头，经过北宋初期的职权调整之后便不复存在了。
自五代至北宋前期，枢密使副与宣徽使副、三司使副乃至翰林学士，皆有“内职”之称。这些职任皆非正式外廷宰属，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是对应于外廷的“内职”。但这些职任与皇帝的密迩程度以及其职能性质，实际上各不相同。北宋初年枢密院长官的任用状况，明显地体现出这一机构在当时所具有的机要近密之特殊性质，也反映出枢密自近侍助手转而成为外廷首脑的曲折历程。
就枢密院长贰的任用而言，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是文资与武资关系问题，即研究者通常注意到的“以文制武”的发展趋势问题。这一趋势在周世宗、宋太祖时期已经开始明朗化；而“以文制武”格局事实上的形成，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这既与“守内虚外”“防范奸邪”方略的确立有关，也是士大夫阶层成长的结果。与此相关的另一层面，是更多地任用亲随抑或更多考虑人选资质的问题。这两个层面的转变事实上错落交织，而后一转变过程发展得相对迟缓。太宗后期开始有意识地以文臣参与典枢密（尽管仍有反复），这一趋势在真宗中期以后得到充分的发展。而随着新的官僚群体的成长，随着自然淘汰的进程，重用旧部亲随的作法逐渐淡出。如果说文臣典枢密是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那么，这一“家法”并非定型于太祖太宗之时，而显然是在王朝的巩固发展过程中逐渐塑成的。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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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