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基地有一万人，但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所执行的任务。如果出了问题，成千上万人将要送命。在着陆时，悬挂在机腹下的氢弹离地面仅仅十厘米高。
在我飞行时，西北所有的无线电站全部关闭，区域内所有航班全部取消。我通过无线电告诉塔台我决定返航。我请求基地所有人撤到基地的地下坑道里去。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人员撤离的命令。
5.
《航天》：如果在着陆时氢弹碰到跑道，它有可能爆炸吗？
杨：氢弹爆炸要解锁五道保险。当氢弹挂到飞机上的时候，第一道保险解锁。飞机起飞15分钟后，第二道保险解锁。当飞机到达目标区域时，第三道保险解锁。当飞行员决定投弹时，第四道保险解锁。第五道保险也就是最后一道保险在弹投下后60秒自动解锁，然后氢弹立即爆炸。
没有人能确信当氢弹碰到地面是否会爆炸。但是我有信心让飞机“柔和”着陆。那么我就带着氢弹着陆了。这是个完美的着陆。当我关闭发动机时，机场一片寂静。我完完全全是独自一个人了。机场被遗弃了，全部的一万人都在地下坑道里。我没办法离开座舱，没有梯子让我从机身爬到地面。我呼叫塔台要求帮助。塔台告诉我自己想办法爬到机尾，然后跳下来。指挥塔的人非常生气，在他们眼中我使一万人面临生命危险。
我造成了一个大麻烦。当我报告我要带氢弹返航，基地拉响了撤离的警报。此时正是基地午饭时间。所有人都在吃饭。他们必须跑出去，戴上防毒面具，并挤进坑道。因为没人留在厨房，一个煮饭的大炉子着火了。从此之后基地所有人都记得我的名字。因为我差一点就给他们带来了末日。
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靠近我的飞机。处理氢弹的程序规定必须穿胶鞋和不产生静电的衣服。金属不允许在周围出现。在储藏核武器的地堡，所有的钢铁柱都要包上铜。没人会预料我带着氢弹返航，没有装备着防护设备的特种勤务车辆。我在地上坐了好久。
6.
《航天》：出现无法投弹的原因是什么？
杨：我们把投放装置送到北京去分析。经确定挂钩失灵的一个原因是机械装置在装上挂架前被细心保存在一个温室里。这并不是正常流程的一部分。但是这是第一次投放氢弹实弹，所有人都格外小心。当飞机和冷空气接触，突然的温差导致机械装置部件变形超差，以至于投放氢弹失败。挂钩和投放的机械装置做了改进，因此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7.
《航天》：那么您第二次投弹实验时就不担心吗？
杨：中央决定于1972年1月7日进行第二次投弹。当时风向良好，罗布泊试验点天气情况良好，但前方有冷空气进入。当我起飞时，基地已经开始飘雪。
这一次没有出现问题。我按照程序飞行。当我投放氢弹时，氢弹按照预定设想和飞机分离。当氢弹离机时，我调整方向，脱离爆炸区域。特殊的防护材料能保护我在座舱里的安全。接着我看到大火光，非常大的火光。氢弹在离地面的预定高度爆炸。我感受到了冲击波，感觉就像一条小船在大海里颠簸。之后我看到空中升起的蘑菇云，此时我已离零号爆炸点20公里了。
看蘑菇云的时候，我能看到蘑菇云里一层一层的不同的连在一起的烟云。就象烟从烟囱里出来一样。那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试验成功了！此时我有了新的忧虑，怎样在冰雪覆盖的跑道上着陆？
着陆后，在基地，我没有发现什么兴奋的气氛。因为雪，人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没有看到零号试验场周围人们所看到的大火光和蘑菇云。
在庆祝改装强-5甲工程的庆典上，我被表扬为中国核计划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说在第一次试验中将氢弹安全带回是个奇迹。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都是高级机密。在接下来的20年里我的名字一直都保密。直到1999年才被正式确认。那是在在建国50周年成就庆祝“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会议里。
后记
杨后来一直飞强-5，直到他50岁停飞。后来他回到了云南省，现在住在省会昆明。参加氢弹试验的强-5甲11264号机在北京附近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展出。很多强-5飞机在其定型40年后，仍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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