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三江口驻点小组很快就有了意外收获。该组的叶、陈两队员在涵江结识了一个姓林的妓女，林某与驻乌丘岛的伪军大队长张秀宝(惠安人)曾是一对露水鸳鸯，便许以重金，邀其下海走私。由叶、陈二人出资金、船只和采购商品，办理有关货物出口手续等，由林某负责进岛与贩卖。计划从三江口偷运粮、酒、肉、禽、蛋品等至乌丘屿，以换取鱼干、鸦片、布匹等运回陆地贩卖，获利3人均分。无本生意对林某来说求之不得，她欣然应允。然而，首航时货物就被岛上哨兵扣押，林某要求面见张秀宝。情人天降，张秀宝喜出望外，上船检查货后，又盘问了叶、陈二人的底细，见所言与林某介绍的情况相同，遂深信不疑。此后，每隔3至5天就出航一趟，没多久，叶、陈两人就与海上的伪军们混熟了。加上他俩出手大方，很受伪军们欢迎，在同伪军的闲谈中了解到一些驻守小乌丘屿的日军情况，但仍然没有获得重要的情报。
在同大乌丘岛走私的同时，叶、陈又设法同小乌丘屿的日军做“生意”。他们结识了一个专给日军作翻译的汉奸，先送他一份厚礼，然后请他设法牵线搭桥，并许以重金酬谢。汉奸见有利可图，便极力推荐。日军因生活需要，答应叶、陈输送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特别强调要兴化米粉和莆田荔枝酒。但日军又怕泄露屿上的军事情报，规定只能在码头上交易，不准登岸。小乌丘屿只有一处靠船码头，其余地方都是悬崖峭壁、奇岩怪石，不能停泊船只。日军在码头上设了一个哨所，日夜派兵把守，不准中国人上屿，甚至连驻大乌丘岛的伪军头目接受任务也只在码头上传达。叶、陈的走私船得准靠泊后，千方百计同屿上的人员接触。在买卖中，他们又认识了屿上惟一的中国人，此人原籍莆田望江，自幼被雇到小乌丘屿与一个看灯的俄国人做伴。日军占领小乌丘屿后，俄国人逃命去了，而他却被日军留下来挑水做饭，久而久之，竟能通日语，因而自然成为叶、陈的买卖翻译。由于叶、陈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但买卖甚合日军之意，并很快地同屿上的中国人成为好朋友。据了解日军对他控制很严，不准他离岛一步，最近2年，日军对他稍微信任之后，也只准许他住在大乌丘岛的老婆每星期来这里住一晚。为了进一步拉拢他，叶、陈利用去大乌丘岛之机，多次给他老婆送礼，联络感情，并从这位“望江嫂”的口中套出小乌丘屿的许多日军情况。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叶、陈初步摸清了海上大、小乌丘屿的详情。原来大乌丘屿的面积有1平方公里左右，地势平坦，驻有伪军张秀宝大队，约有人枪200余，大、小船只10余艘，该大队名义上受驻南竿塘的“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逸舟指挥，实际上受驻小乌丘屿的日军小分队指挥。而小乌丘屿实际上只是露出海面的一块大礁石，面积约几十平方米，海拔约100多米。礁石之上原是乱石堆，以前为了建航标站将其铺成平地。在平地周围用乱石砌成一道约4米高、1.5米宽的围墙，围墙里建了一座10余米高的灯塔。面对大乌丘岛方向留有一个出口和一扇铁门，铁门日夜关闭，并有警犬守护。从铁门到码头有一条几百级高的石阶路，是通往灯塔的惟一通路。围墙内用石头砌成了5间房子，作为日军士兵的宿舍，还有一间电台室和一间地下储存室。屋前建了一座灯塔，塔楼分为3层，底层为一房一厅，房是那个看灯中国人的宿舍，厅则是日军的厨房和餐厅。中层是工作室，除了安装气象测绘设备外，还存放着几十年的气象记录资料，那便是突击队所要猎取的目标。顶层置有风向标、望远镜等设备，日军占领后又架设着一门能作360度旋转的勃郎宁机关炮。室外顶端悬挂着一盏能自动明灭的讯号灯，以警示海上的来往船只。灯塔的底面是个天然洞穴，洞底有一眼清泉，安装着提水设备，泉水不但可供驻守人员饮用，而且还可供应过往的日海军舰艇的急用。洞内还存有几百桶汽油，专门为日军舰艇紧急加油备用的。小乌丘屿原驻守日军30余人，1943年后因正面战场兵力不足，屿上人员陆续被抽掉走，当时只剩15人。连同家属6人，总共21人。其中军官、军曹各1人，士兵编制一个加强班，分别承担电台、警戒、驾船等勤务，测量气象和讯号管理由电台人员兼任。从兵力分布和装备用途的情况看，小乌丘屿不但是日军海上的导航站，而且还是日军在东南沿海的一个临时补给点。所以，袭击小乌丘屿不仅可夺取有关的气象资料，而且可以摧毁日海军的海上中转站。
经过一个月的侦察，侦察组初步摸清了大、小乌丘屿的具体情况，虽然在此期间刘浑生与林超日日通话，汇报侦察的进展情况，但刘浑生还是专门向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递交了一份“已接近目标”的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大、小乌丘屿的地理位置、兵力分布、军事防务和交通、气候等情况，并提出突击方案。建议组织一支人员精悍勇敢、善于水陆作战的突击队，并立即带足各种战备器材，调到莆田平海进行应急训练，以熟悉水战环境。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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