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自供状《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
战争期间乃至战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其使用毒气武器的罪恶行径百般抵赖，至今也仍有人极力否认在中国使用过致死性的芥子气。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长沙作战》史稿中，以洋洋2万言写1941年10月的宜昌攻防战，把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等军官们准备自杀的情景写得细致入微，抖露得淋漓尽致，但对使用毒气一事竟只字未提。
事实胜于雄辩。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特别是在战后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讯中，他们也供认不讳。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负责研究开发毒气武器的陆军科学研究所和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在广岛县附近的大久野岛（战后，日本人民知晓真相后便称之为“毒气岛”）大量地制造毒气，共生产了毒气弹750万枚，至少用了毒气6600吨，其中包括芥子气和路易氏气这两种剧毒致命气体4400吨。由福冈县企救郡的曾根兵工厂将毒气充入弹内。负责毒气战指导和教育工作的中枢机关，即所谓“陆军习志野学校”创立于1933年，先后培养和训练了进行化学（毒气）战的军官和士兵31万余名。1939年8月，日军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成立关东军化学部（满洲五一六部队），开始了在中国大规模使用毒气武器的实验，并与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共同用中国军人和平民以及他国被俘人员进行活体试验，受害者达3000余人。
有些侵华日本军人战后进行反省，并赴自己曾经参与侵占过的地方向政府和人民表示忏悔谢罪。一个名叫佐佐木治的日本旧军人，1938年入伍后来华，自1940年5月起，作为化学武器小队长被分配在第三十九师团二三三联队某大队，参加了对宜昌的侵略作战。他为忏悔自己的罪行撰文说，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组建专门使用毒气武器的小队，名曰“化学武器小队”，配属在各步兵大队里。每个小队携带毒气弹有红炮筒中型25根、小型40根、发烟筒30根。他详述了进攻宜昌期间，一次在他指挥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射毒气弹的经过。他写道：“那里有二十几个抗日战士被毒气熏窒息了，口吐鲜血，流出鼻涕，有的处于半死状态，用湿布捂着嘴和鼻子，尽管身上负了几处伤，但斗志仍然昂扬，紧握手中枪。”
日军占领宜昌后，第三十九师团在宜昌、当阳、荆门驻守较长时间，其暴行已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记录在案，铁的事实不容否认。1941年10月日军第十三师团在那次进行毒气战后，在宜昌市区中心修建了安放战死日军官兵骨灰的“忠灵塔”，靠施放毒气救了自己性命的内山英太郎题写了塔碑。已残缺的“忠灵塔”碑保存至今。曾侵占宜昌的日军部队于昭和49年（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藤第6864部队战记》一书上，有“忠灵塔”的绘图。
上面说到的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于1942年11月编纂的《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征集》的小册子，充分地反映了日军关于毒气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应用、教育、实战中的使用全过程。这个《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被日本一大学教授于1983年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上面选择汇集了1937年8月至1942年10月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毒气战的56例之《作战经过图》、“一般情况”、“战斗经过概要”和“教训”等内容。其中被编纂者称为“较大规模地使用黄色弹和红色弹，挫败敌人优势兵力围攻的战例”的第40例便是“1941年10月7日到11日的宜昌战役”。
该《证集》所载此战役的“战斗经过概要”中说：“蒋介石获悉我军作战期间在宜昌地区的警备兵力明显减少，并严令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夺回宜昌。”于是日军“发射了约1000发黄色弹、1500发红色弹，不仅挫败了敌军的进攻企图，而且在综合了密探的报告以及其他情报后，得知毒气的效果颇佳。”同时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军集中兵力向日军兵力减少的地带反攻。防守宜昌的第十三师团（师团长是内山英太郎中将）于10月上旬被中国军队完全包围，一时濒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该师团向中国军队发射了包括芥子气弹1000发在内的大量毒气弹，才总算保住了宜昌。”
中国军事当局和美军以及日军的确凿资料都充分地揭露和证实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长时期地大规模地使用毒气武器，其中包括1941年在宜昌进行最为严重的一例毒气战的滔天罪行。
1988年，日本广岛大学学者桥本学来宜昌，调查日军广岛部队（即第三十九师团）侵华战争期间在宜昌地区的侵略史实。意味深长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宜昌是遭受毒气武器伤害最为严重的城市，而日本广岛是遭受原子弹严重伤害的城市，40年后广岛同宜昌结为友好城市，其意义真是非同凡响。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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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